2024年最大的意难平，是他们

2024年12月6日，是日节气为“大雪”。在作家琼瑶离世两天之后，曾出演电影《情书》的女演员中山美穗离世，再次让人们感到不可置信。

如果说琼瑶小说是60后、70后的青春记忆，那么《情书》则标志着80后的共同触动——电影里渡边博子那句“你还好吗？我很好！”，曾经直抵无数人的心灵。在大雪时节，这两位“纯爱”代表人物像雪花一样，融入天地之中。

贝肯鲍尔、鸟山明、黄永松、齐邦媛、马识途、保罗·奥斯特、艾丽丝·门罗、魏明伦、郑佩佩、乐黛云、李政道、周光召、阿兰·德龙、玛吉·史密斯、西田敏行、痖弦、聂华苓、谷川俊太郎、叶嘉莹……这一年，一个个熟悉的公众人物纷纷离我们而去；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一场场别离也在不同家庭发生。

在种种情绪涌上心头、难以言表之时，我们也在尝试学会告别：记住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带给我们的感动或感悟。

“更广大、更恒久的向往和追求”

3月28日离世的齐邦媛、8月4日离世的李政道、8月17日离世的周光召、10月21日离世的聂华苓、11月24日离世的叶嘉莹，他们都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堪称“世纪老人”。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年轻时都曾经历动荡岁月，日后在各自领域成为明灯般的存在，依然勤勉有加，终生耕耘不辍。

1924年7月2日生于北京的叶嘉莹，在度过100周岁生日数月后离世。她曾说自己一生有两大嗜好：一是好诗，二是好为人师。



阅读中的叶嘉莹。（图/传记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剧照）

“我从三四岁开始背诗，55岁到南开（大学），到现在已将近100岁，我一生一世都是以讲诗歌为我的工作。古书有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就是说，如果你学了诗，内心之中就对于人类、世界、万物有一种关怀，看到草木的生发就欣喜，看到草木的零落就悲哀，是诗的感发使人与人之间有了沟通和交流，也使人对于万物有了兴发感动的关怀。诗可以使人心不死。”2023年8月，叶嘉莹在一段视频中如此说。

叶嘉莹一生中曾遭遇三次重创：一是少年时丧母；二是与丈夫的不幸婚姻；三是中年时丧女。

她在辅仁大学就读时师从顾随。顾随说：“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

叶嘉莹回顾，当她经历了一生的忧苦、不幸，尤其是丧女之痛后，才对这句话有了真正的体会：“它使我真的超越了自己的小我，不再只想自己的得失、祸福这些事情，才能使自己的目光投向更广大、更恒久的向往和追求。”

1999年，叶嘉莹写下这样的词句：“荷花凋尽我来迟。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在诗词中所领悟到的那么多美好内涵，她希望尽力传递出去，“让年轻人不至于茫然”。在学生眼中，叶嘉莹是一尊发光体，散发着祥和的光晕及欣欣的生命力。

纯粹、执着，似乎是那一代学人共有的宝贵品格。

李政道1926年11月出生于上海。因为战乱，他就读的浙江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相继停办，导致他并未获得毕业文凭。1946年，经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吴大猷推荐，李政道赴美就学，成为“原子弹之父”恩利克·费米的博士生。

读博期间，李政道向导师费米学习，凌晨三四点即开始工作。他曾经表示：“我生命的活力就是来自物理的挑战。每天三四点钟起床工作，已变成下意识的事情，所以不以为奇、不以为苦。”直至晚年，李政道仍保持这一工作习惯，口头禅是“累则小睡，醒则干”。



2024 年 8月25日，上海。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的悼念追思会上，组织者通过播放历史照片介绍他的生平。（图/ 张亨伟/中新社）

1957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凭借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双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创下中国人首获诺奖的纪录。而对中国物理学界来说，李政道更令人铭记的是，他一手打通了国际学术交流的渠道。

1979年，李政道发起“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日后，他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CUSPEA比自己做宇称不守恒更有意义。实验物理学家、著有《天语物道：李政道评传》的赵天池也在那一年第一次见到李政道。

当时，李政道在北京科技会堂做基本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的专题报告，赵天池记得，李政道穿着熨帖的衬衫，从上午到下午连讲7小时，还给学生传授做物理研究的方法论。“他精力充沛，下午讲累了就从裤兜里掏出一块花花绿绿的东西吃掉，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是士力架。”

1929年5月出生于湖南宁乡的周光召，曾经被李政道称赞：“在我们同行中，他也是相当出色的。”周光召原本想学电机，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让他对核武器产生了浓厚兴趣。

20世纪50年代，周光召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做研究，以33篇论文蜚声海外。据杨振宁回忆，周光召当时被美国方面视为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最杰出的年轻科学家”。

接下来，他一度“消失”，直到几十年后他的名字再次出现，人们才知道，彼时他正投身于“两弹一星”的研制。他谦称，如果把制造原子弹比作集体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那自己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2024年8月，95岁的周光召在李政道逝世十多天后辞世。这批上个世纪中国最优秀的物理学人，生命的轨迹在跨越世纪后完满交汇。

“我是‘火花’，我已尽力燃烧过”

5月13日离世的艾丽丝·门罗、12月4日离世的琼瑶，都有过“疯了一样写作”的时期。

1963年，琼瑶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在《皇冠》杂志7月号发表。两个月后，《窗外》推出单行本，随即一再加印，成为畅销书。琼瑶将之视为一种命定——“我以后的生命，就全部改写了。”



（图/《窗外》）

一方面，《皇冠》创办人平鑫涛的肯定，让琼瑶有知遇之感（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日后将与这个人深度绑定）；另一方面，她的父母指责她不但写师生恋故事，还“出卖父母”，第一任丈夫也因此跟她反目。

那一年，琼瑶25岁，“发疯一样地写作”：她一边写中篇小说集《六个梦》，一边写长篇小说《烟雨蒙蒙》。因为，她需要证明自己除了能写出《窗外》这种自传式作品，也有能力写别的题材。

同一年，在大洋彼岸的加拿大，时年32岁的艾丽丝·门罗跟丈夫搬到维多利亚市，夫妇二人在一条小巷内创办了门罗书店。

开了书店，除了做家务、照顾孩子，门罗还得再分出一块时间给书店，写作时间被压缩到少之又少。39岁那年，有一段时间，她每天写到凌晨1点，然后早上6点起床。她当时觉得自己就快死了，心脏病都快发作了，然后想到：“好吧，死就死吧，反正我现在已经写了很多了。然后他们就会明白，我这么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



2009年6月25日，爱尔兰都柏林。布克国际文学奖得主、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出席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图/视觉中国）

“一种更好的小说能否拯救世界？总是有那么一点儿小小的希望（奇怪的事情确实会发生），但回答几乎肯定是不，它不能。尽管如此，它却很有希望拯救你的灵魂。”在为门罗代表作《逃离》所作的序言中，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这样写道。

门罗去世后，她的小女儿安德里亚·罗宾·斯金纳公开表示，自己童年时曾遭门罗的第二任丈夫性侵，而母亲明知此事，却选择了原谅，并与那个人度过余生。

对此，不免有人感到失望。有网友写道：“也许是我真心尊重过她，才会有这样的失望。当一个人可以让你觉得她有勇气剖析、面对和修复多个伤口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错觉，仿佛在现实生活中，她对自己也会有如此的勇气和坦然。”也有人认为，作家能看到人性的悲剧，然而这并不代表她或他就能避免置身其中。

琼瑶其人、其作也曾饱受争议。前者是因为她跟平鑫涛长达十几年的婚外恋，后者是因为她的小说及其改编影视剧被归入“言情”类，还有用力过猛之嫌——20世纪90年代，王朔甚至将琼瑶小说列为“四大俗”之一。

但回到“琼瑶热”的年代，琼瑶的女主角敢爱敢恨，真爱至上，令女性读者备受感染。这种不顾一切的爱，也成为她们“寻找自我”的途径之一。



（图/《情深深雨濛濛》）

80后作家李静睿看过琼瑶的全部作品，她在琼瑶去世后重读《燃烧吧！火鸟》，再次从中感受到“那种顽强而蓬勃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才是我从琼瑶那里感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相信爱，相信自由，相信人可以通过爱获得自由。”

琼瑶在遗书中写道：“我是‘火花’，我已尽力燃烧过。”她这一生，直到终点，都很“琼瑶”。

“我也红过，很红过”

有着传奇经历的聂华苓，形容自己“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她自比为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中国）台湾，枝叶在爱荷华（即美国艾奥瓦州）”。

她最终落脚艾奥瓦，与丈夫保罗·安格尔共同创立“国际写作计划”，邀请各国作家进行创作与交流。王蒙、汪曾祺、莫言、王安忆、阿城、毕飞宇、张悦然等中国作家都曾受邀参加。

如果说作家们在不同文本里体验人生，那么演员们则是通过不同角色演绎人生。7月17日辞世的郑佩佩，她生前在一次受访时说：“人生如戏，但演戏一定会有个ending，人生其实不那么容易有ending……这部戏比较长，要你自己导、自己演、自己编，然后自己去承受所有的代价。”

说到郑佩佩，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卧虎藏龙》里的反派“碧眼狐狸”，或者是《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华夫人。在《花儿与少年》第一季中，歌手华晨宇第一次见到郑佩佩，不知道怎么称呼她，支吾半天蹦出“华府”两个字。郑佩佩善解人意地接上一句：“华夫人。”



（图/《唐伯虎点秋香》）

在这档综艺节目中，郑佩佩表示：“五十几年了，在香港每一个人都认识我……我也红过，很红过。红的时候，我也是每天坐公共汽车。”确实，1966年，20岁的郑佩佩就以《大醉侠》中的侠女角色，成为当红武打明星。1970年，她结婚、息影；1987年离婚后复出，华夫人、碧眼狐狸就是她复出后出演的。

娱评人萝贝贝评论道：“只有真正的巨星才能这样平平淡淡地说出这些话。红过，是真的，但是红的时候也不在云端，老了，年轻人见到自己就喊‘华夫人’，也很好。”

8月18日去世的阿兰·德龙，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淡出影坛，但中国观众一直没有忘记他，称他为“永恒的佐罗”——1978年，《佐罗》在中国大陆地区公映，由阿兰·德龙演绎的黑衣蒙面侠客佐罗，迅速俘获了观众的心。



饰演杀手杰夫的阿兰·德龙。（图/《独行杀手》）

据统计，有超7000万名中国观众观看过《佐罗》。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阿兰·德龙和《追捕》中的高仓健一样，都是男子气概的具象化。

佐罗形象风靡一时，以至于为其配音的童自荣也被赋魅，成为最受欢迎的配音演员之一。阿兰·德龙曾应邀到中国访问。他表示，正是因为中国观众的热烈追捧，法国人才知道他是一位世界级的偶像。

9月27日，就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在中国重映之前，扮演麦格教授的英国资深演员玛吉·史密斯在医院安详离世。

很多哈迷将玛吉·史密斯视为演绎麦格教授的不二人选。“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的角色德拉科·马尔福的扮演者汤姆·费尔顿在自传《魔杖之外》中如此评价玛吉·史密斯：“正如麦格教授本人，玛吉给人一种镇定自若、不怒自威的感觉，还总是隐隐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他还写道：“即使身为一名斯莱特林，我也由衷地尊敬她。”

“总有一天，

我们会成为别人的回忆”

“长大的标志之一，就是童年里一个个标志性人物的离去。”有网友这样评论玛吉·史密斯的离去。其实，我们大可这样理解：在魔法世界里，已经离世的人，比如邓布利多教授，仍然在他的照片上活着，随时陪伴着我们。

同理，在现实世界里，一个人离去了，我们也可以在其留下的作品里，与之一次又一次相遇。

比如4月30日离世的保罗·奥斯特，他的作品《幻影书》里第一句话就是：“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在译者孔亚雷看来，这句话就像是为所有离开这个世界的好作家写的一句奇妙悼词。“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当然，任何洞悉文学与生命秘密的人都知道，他没有。”

比如11月13日离世的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这首《二十亿光年的孤独》：“火星人在小小的球体上/做些什么，我不知道/（或许啰哩哩、起噜噜、哈啦啦着吗）/但有时也很想拥有地球上的朋友/那可是千真万确的事”。



饰演渡边博子的中山美穗。（图/《情书》）

又或者，我们可以重温中山美穗的经典作品——当然不仅仅是《情书》。《情书》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别人的回忆，尽力让它美好吧。”中山美穗和木村拓哉主演的电视剧《沉睡的森林》里，有句台词：“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