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炫豪车=爱国”的人,并未脱离大多数人的思维框架

韩国人来上海旅行，一群人为了向韩国来客炫耀“中国有钱”“中国强大”，开着豪车炸街，这无疑可以列入“迷惑行为大赏”。因为以文明世界正常人的脑回路，即使不从文明角度思考问题，仅仅权衡利弊，也找不出这种行为到底有啥好处。

炸街的到底是不是富二代还有待确认，因为“要想富，先低调”，尤其是当下，很多有钱人即使本来不低调，也要被迫低调。有人推测炸街的多数是租豪车骗流量的网红，也有一定可能性，或者二者皆有。

于我而言，这是一则地狱新闻，不过让我感觉“地狱”的不是那群炸街的人（不管他们是富二代还是流量网红），因为他们始终是极少数，如果没有受众，他们自己就会在无聊中撤退。“地狱”的是那些专程跑去叫好的街头围观者，那些在网络上将“炫豪车”视为“爱国行为”的人，那些自己996甚至已经失业却嘲笑韩国人吃不起水果的人。

有人又会说，这些叫好的看客也是少数人，大多数人不都觉得“炫豪车”的行为很幼稚吗？

我对此也持保留意见，因为这些现场或是网上叫好的看客，并没有脱离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思维框架。

我对车一向不讲究，纯粹将之视为代步工具，但我知道很多人不是这样，甚至见过租着很旧的房子，然后买了辆奔驰，每天半夜调个闹钟，下楼两三趟观察自己的车有没有被刮花的人。大多数人对豪车的态度仍然是“羡慕”，花掉几年甚至多年收入买辆豪车的行为并不少见，相比之下，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世界前列的那些国家，比如荷兰、比利时、德国，即使是郊区的中产阶级别墅，最常见的也是高尔夫这样的入门小车。

将车作为“面子”的一部分（不管是个人的面子还是“国家”的面子），即使到了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仍然是相当普遍的心态。马上要过年了，虽然经济不好，但租豪车回老家摆阔的人还是会有，毕竟租了好几年，这事儿不能断。而且这个群体的存在，恰恰说明老家有这样的土壤，有无数以车子衡量他人的人。

同样，马上就要过年了，那些关于山东的体制内段子又要刷屏，诸如“不孝有三无编为大”“没编制的工作都算不务正业”“开着帕萨特回老家，在车尾箱拎出几桶鲁花牌花生油，一定得是单位发的”……当然，这其实不是“山东特色”，中国各地都是这样，无非是有的地方比较严重，有的地方非常严重。

大多数中国人对他人的价值衡量都是功利化的：他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车，做什么工作，他的父母是干什么的，他是不是官二代或富二代，他每个月挣多少钱……

在婚恋市场上（“婚恋市场”这个词已经充分说明社会的极度粗鄙），很多所谓的“条件好”都显得特别可笑，比如我见过一段控诉，一位母亲说现在的年轻女孩子都不踏实不本分，理由是自己的儿子条件那么好，居然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我儿子没到三十岁已经是副科级了，这么好的条件去哪里找，谈了几个都散了，这些女孩子到底在想什么？”

他们从未想过，恋爱也好，婚姻也好，普通朋友的相处也好，是否适合的标准不只是你干什么工作，有没有体制内身份，也要看人品、才华、智识，也要看是否有趣。哪怕是最低条件，也得看是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工具人、机器人。

如果仅仅用工作、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将兴趣爱好、情感趣味都视为“多余”，这种价值观跟那些将“炫豪车”与“爱国”画等号的人真的有区别吗？我认为一点区别也没有，恰恰是这样的社会土壤，才会批量制造炫豪车的人。因为在大多数人的成长过程中，对他们的评价标准都是功利化的，他们对世界的评价标准同样是功利化的。所以他们对个体是否成功的判断就是挣多少钱、做多大的官，对国家的判断就是GDP和战狼。甚至可以说，在这种氛围下成长的人，如果不能实现认知的改变，那么根本就配不上文明世界的正常生活。

很多人都说，现代人物欲太强了，张嘴就是以前如何如何节约。我很反感这种论调，因为老一辈的节俭并不是基于真正的文明认知，而是一种“穷怕了”的应激反应，无数人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从这种应激反应和心理问题中走出来，以至于走向病态的节俭。至于当下人的强烈物欲，其实也是匮乏感导致的应激反应，他们急于用房子、车子和身份来显示自己在这个社会获取的安全感，但这显然是脆弱和可笑的。在我看来，真正的节俭是从小就拥有体面的生活但不追求物质，从小就能享受文明世界的各种成果，继而返璞归真。



“炫豪车”之所以让我感觉是地狱新闻，还因为那些叫好的看客在我眼中异常可怕。将“炫豪车”等同于“爱国”，智识之低下已经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这样的人太容易被忽悠被煽动（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被忽悠的“成果”）。他们很容易陷入集体癫狂的状态，就像当年那代人一样。

早上刷朋友圈，见到有人又转发了江小燕的故事，惊觉她已经86岁了，也不知道是否依然在生（希望她更加健康长寿）。

江小燕被视为疯狂年代的人性之光。1966年，傅雷夫妇自杀身亡，傅雷长子傅聪身在美国，傅敏则在北京劳改。其他亲属对这对“反革命夫妇”早已“划清界限”，避之不及，无人去认领骨灰。

与傅雷夫妇素不相识、仅仅读过傅雷译作的江小燕挺身而出，冒着巨大危险，冒充傅雷养女前往领取鼻灰，并为之处理后事，后来江小燕还为此遭遇审讯。

多年后，回国的傅聪得知此事，便找寻江小燕，希望表达谢意。江小燕一再拒绝，仅仅接受了傅聪寄来的一张音乐会门票，并在回信中写道：“我认为您完全可以不必在精神上感到有某些责任，但在当时，完全是我个人的动机和想法……作为子女的你们想了却这件事的迫切心情我是理解的。但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必须酬谢或以语言表意，处理某些事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听其自然……”

1985年，46岁的江小燕终于圆了大学梦，并在拿到本科文凭后开启了自己的编辑和教师工作。

1998年，为了避免以讹传讹和人为拔高，江小燕难得写了一篇文章，详述此事并更正了一些对她拔高的传闻，后以《我为何保存傅雷的骨灰？》为题刊载于《书屋》杂志。

早在1958年，即将高中毕业、品学兼优的江小燕拒绝学校的要求，不肯检举揭发被打为右派的老师，反而为老师辩护，结果自己也遭批判，毕业政治品德鉴定为“差”，无缘大学，也找不到工作，待业十五年之久。但江小燕写道：“我仍然说，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

而在傅雷夫妇一事上，面对傅聪和傅敏兄弟的感激之心，江小燕写下了一句让我感动至今的话：“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声誉日隆视若无睹。”

是啊，在别人落难时伸出援手，在别人风光时淡然离开，这才是高贵的人性。但在现实中，绝大多数人都反向而行。我敢担保，很多人暗地里会说：“江小燕太傻了，1958年的时候检举老师，自己就能上大学，不用待业十几年，毕竟老师已经成了右派，你骂她几句也不算什么。收留傅雷骨灰，风险多大啊，值得吗？不过风险越大，利益也越大，为什么不跟傅聪兄弟要点回报呢？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让自己变成名人，反而长期隐姓埋名呢？”

这才是社会的真相，也正是这样的社会，才会将“炫豪车”等同于“爱国”，才会将“有编制”和“有钱”视为最重要的择偶标准，他们岂止不懂文明，他们连“人”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