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仇恨带来毁灭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Barry Brownstein撰文／信宇编译）1828年，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Macaulay，1800—1859）曾表示，希望未来的英国危机能由懂得前车之鉴、“没有让历史白白记录人类一长串罪行和愚蠢行为”的领导人来处理。

英国知名当代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在其新书《希特勒的子民：第三帝国的面孔》（Hitler’s People: The Faces of the Third Reich，2024）一书中有一个更广泛的目标。他认为，每个人，不仅仅是领导人，都应该从纳粹的罪行中吸取教训，并思考为什么很少有人反抗。

埃文斯采用了传记的方法。作者不仅关注德国纳粹头子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还记录了希特勒权力集团里的21个成员的生平概述，包括戈林（G?ring）、希姆莱（Himmler）和戈培尔（Goebbels）等关键人物，海德里希（Heydrich）和艾希曼（Eichmann）等“执行者”，以及电影制片人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等充当“工具”的人。

埃文斯没有为任何人开脱，包括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施佩尔“在战后以某种方式说服纽伦堡（Nuremberg）的法官，声称他对纳粹主义的罪行一无所知。”埃文斯还说，施佩尔在回忆录中以“不参与政治的建筑师”自居，而他却“为数百万生活在第三帝国统治下的德国人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借口”。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2007）提出了一个批判性的警告，为理解希特勒的子民提供了背景：

“要想成为极权国家管理的有用助手，一个人仅仅准备接受为卑鄙行为所做的似是而非的辩解是不够的；如果为了实现他的目标，就必须打破他所指导的每一条道德规则的话， 那么他本人一定会积极主动地去打破这些规则。”

在《希特勒的子民》一书中，流氓团伙为希特勒服务，打破了一切“道德规则”，其行为用哈耶克的话说，“完全没有原则，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前苏联和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2008）在长篇纪实小说《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中解释了阈值幅度（threshold magnitude），这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用于描述在达到阈值之前不存在的现象。

索尔仁尼琴写道：“邪恶行为也有一个阈值幅度。”他继续说道：

“人的一生都在善与恶之间犹豫不决、来回摇摆。他滑倒了，跌倒了，爬起来，为自己的过错忏悔，过后一切又开始变得黑暗。但只要没有跨过作恶的门槛，回归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他本人仍然在我们希望的范围之内。”

索尔仁尼琴解释说，当“由于邪恶行为越做越多，要么是其自身极端危险的结果，要么是其权力绝对化的结果”，一个人越过了那道门槛，“就把人性抛在了脑后，也许他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希特勒的子民》记录了那些将“人性”抛之脑后，没有“回归可能”的人们。用英国当代小说家和散文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话来说，纳粹主义的运作方式是“直接诉诸爬行动物的大脑”。

埃文斯在历史研究中分析了原始资料，揭示了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我们可以从“变态道德”（perverted morality）的正常化中学到什么。

埃文斯明确指出了我们必须学习的原因：希特勒的子民“不是精神病患者；他们也没有精神错乱、变态或疯狂”。

埃文斯继续说：“除了与证据背道而驰之外，将他们视为堕落、离经叛道或变质的人，也将他们置于正常人性的界限之外，因此对我们其他人来说，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一种开脱。”

希特勒的人民并不是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或成长于社会主流之外的人。在他们的大部分生活中，按照当时的标准，他们是完全正常的。”他们“具有德国资产阶级的传统文化特质，饱读诗书，或精通某种乐器，或绘画，或写小说或诗歌”。

如果你想找一个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希特勒身上的历史学家，你在埃文斯那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埃文斯对“德国的制度和传统，更广泛地说，是德国人民自己”进行了审视，并认为他们对此负有责任。希特勒不仅仅是“引诱人们追随他：是他的追随者激励他领导他们”。

德国人民是希特勒制造仇恨的同谋，而不是受害者。埃文斯拒绝接受“绝大多数德国人只是对纳粹主义的现实一无所知”的观点。他指出：“几乎所有德国人都有机会亲眼目睹纳粹的凶残暴行，或从东线士兵寄回家的报告中，或从休假士兵带回德国的报告中，了解波兰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和其它地方大规模枪杀和毒杀犹太人的情况”。

埃文斯的这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并非空穴来风。他揭露了《1933年至1945年纳粹关于民众对犹太人态度的秘密报告》。这些报告显示，人们“普遍了解”犹太人的命运，并“普遍赞同”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

尽管如此，埃文斯的观点还是有细微差别的。他并不认为“灭绝性的反犹太主义、对权威的顺从、征服欲、军国主义以及类似的特征是德国人民族认同感的硬伤”。

埃文斯写道，不要低估“纳粹为使德国人服从命令而使用的胁迫和暴力的深度和广度”。他在报告中写道：“监视和控制……不仅由盖世太保（Gestapo）实施，更重要的是由‘街区管理员’等官员实施，其中有二百多万人负责监督各自的街区。”

在阅读埃文斯的著作时，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仇恨是否就像被压抑的煤火一样，在我们许多人心中蛰伏着，一旦有机会就会爆发。希特勒和他的爪牙们可能创造了外部条件，然而德国人民要对他们的内在条件负责，对他们精神世界中的仇恨煤火负责。

我经常被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美国人将如何处理一场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重大经济危机。随着对法治和宪法原则的理解和尊重的减弱，许多仇恨的煤火正在美国人的心中熊熊燃烧。

重要的是，埃文斯最后总结道：“纳粹政权并不是由民众支持而产生和维持的独裁政权。”不同年龄段的人对纳粹政权的支持程度不同。该政权“受学校、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和纳粹渗透社会机构的影响，在年轻人中更受欢迎，被更广泛地接受。”相对而言，这个政权“在中年人和老年人中的支持率则较低，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和社会认同在1933年前就已形成。”

这对我们当今时代有何影响呢？今天，在一些学区，孩子们接受的教育可以说是反对美国和反对家庭的价值观。法学专业的学生，其中一些人将成为未来的法官，而他们的教授并不尊重《宪法》。许多煨着的仇恨煤火正在被点燃。

埃文斯回忆说，“通过建立一个真正的、统一的人民社区，克服看似无法弥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分歧与对立”是希特勒的承诺。当然，犹太人被排除在外，而这一点令人不寒而栗。在危机时刻，如果人们不能团结在使人类繁荣昌盛的宪法原则周围，极权主义蛊惑者就会顺势填补空白。

我们要围绕一个人的“愿景”和强加的共同目标来建设美国吗？哈耶克和埃文斯会警告说，一个没有目标的民族可能会通过接受专制者的意义来找到生活的意义。
社会凝聚力的实现，不是围绕一个共同目标，而是围绕指导我们行动的共同原则的信念，不是更好吗？如果没有共同的原则，一个国家就会在宣称的共同目标的洪流中陷入极权的强制统治。

埃文斯传递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信息：德国人民找到的统一意义是仇恨。即使在战争即将结束时，人们仍然崇拜希特勒，相信“要获得生存空间”，必须消灭“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和犹太人。

一言以蔽之，仇恨助长了纳粹，摧毁了德国。仇恨会摧毁任何不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如果想深入了解其中原因，理查德?埃文斯的新书《希特勒的子民》给了我们详细的答案。

本文刊自美国经济研究院（AIER）网站。

作者简介：

巴里·布朗斯坦（Barry Brownstein）是位于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altimore）经济学和领导力荣誉教授。他著有《领导力的内在工作》（The Inner-Work of Leadership，2010）一书，其文章曾发表在《经济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和《智力外卖》（Intellectual Takeout）等刊物上。

原文： Hatred Will Destroy You: A Review of ‘Hitler’s Peopl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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