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观察 一个模糊性掩护战略的形成

中国“两会”（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5年的中国“两会”终于在一场沙尘暴中结束了。在大会的最后一天，混合着大风、雨水、和黄沙的北京天气，可能算是对今年两会所做最恰当的气氛渲染。

因为，在今年两会会场外，可谓严防死守、波澜不惊，会场内则伴随长期政策调整的同时似乎也出现了悄悄的权力再平衡，以至于人们看到人大会议闭幕表决时中国最高领导人明显紧张不安的身体语言；而且，更重要的，当李强总理继续关闭会后记者会的同时，外长王毅却空前积极地主持了两场记者会，大会所显示的所有国际和国内的政策调整迹象都指向了一个模糊战略的形成。

这种情形，在历史上，既类似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的几年里中共政策的调整与缓和，也类似1989年后邓小平主导的“韬光养晦”政策，但又明显不同，极具主动性。似乎北京方面不仅设法以这种空前的模糊战略寻找战略空间，又意在掩护某种明确的战略目标。其中利害，不可不察。

1.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

从2024年七月“二十届三中全会”到十二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李强在全国人大的十四届三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不难发现一个渐进的路线调整和酝酿过程。就是，从2012年以来的供给侧向需求侧的转型，如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提振内需的空前强调，并且寄希望于民企主导的所谓新质生产力。这在今年春节前后中国以Deep Seek和哪咤II的狂热风潮为二月份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造势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本次两会还启动了一系列微调性质的改革，承诺在教育、社保、医疗等领域进行配套改革，推动私企的社会责任，这也是企业家座谈会上的宗旨之一，譬如在两会召开的同时，从上而下地要求外卖平台为骑手们强制上社保、要求大型企业停止无限制加班制度等等，让许多人至今仍在莫名惊诧中。

特别的是，本次人大议程不见热议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却通过了代表选举法修正案，增加了一些扩大人大代表监督权力的技术性条款，美其名曰完善全过程民主。

因此，总体看来，本次两会的意义在于终结了刘鹤主导的供给侧路线，开始确立需求侧的经济路线。这是中共自2012年以来的重大路线调整，其影响自然是深远的，然而，从去年的三中全会到本次两会，这种转型却又是被刻意遮掩：重大的路线调整被一堆细微末节的微小政策所淹没，似乎被有意塑造成一个模糊性战略。

2.以模糊代替让步

在政治上，这种刻意的模糊自然颇有深意，也为了应对路线调整后面临的几个现实挑战。首先，这种刻意的模糊，譬如大会前夕就推迟可能标志需求侧转向的宣言性立法即《民营经济促进法》的一读，且混杂着网信办在会议进行中大肆渲染“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显然意在推卸供给侧路线错误的责任，避开各种公开和潜在的质问。

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中共领导层可谓充分吸取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教训，以“一贯正确”取代毛氏的公开认错和儒家体制下君王的“罪己诏”，更避免进一步的政治让步，可谓将“两个维护”做到了极致。不过，这种为了维护领袖权威的刻意遮掩，理论上正是中国目前模糊战略的根源之一，甚至有别于邓时代的“不争论”。至少，为企业家和市场经济辩护的任志强等一干企业家仍身陷囹圄，新近还有批评供给侧路线、“妄议中央”的社科院经济所的朱恒鹏研究员被捕，马云虽然现身企业家座谈会却被刻意淡化。

重要的，这种模糊战略似乎是全方位的，从经济到外交路线、甚至浸润了整个意识形态，将其变得面目全非、充满矛盾、混乱和虚无主义。某种意义上，如同需求侧路线的模糊性首要在于回避责任，这种具有官僚性质的退缩性回避似乎正在正式变成了国家行为，以刻意模糊的方式形成了全方位的国家战略。

最典型的，恐怕算是当李强照新例不举行会后记者会的同时，外交部长王毅空前举行了两场记者会，阐述中国外交政策，显示今年两会对国际环境的高度重视，甚至不妨将两会议程包括这种模糊战略看作国际环境变化的结果。当然，他的政策说明和外交动向都同样充满了模糊性。

譬如，在最具争议的俄乌战争立场上，过去三年中国外交采取的“表面劝和、实际策应”的立场出现了更加平衡的移动，让外界非常困惑。中国短时间内释放大量折衷、模糊的新信号，开始全力扮演一个中立、正义、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抓住一切机会向欧洲靠拢，争取柄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其中，包含一些或许不重要的洗净变化，例如过去三年始终在俄方一侧进行战地报道的凤凰卫视在月前第一次进入乌方阵地一侧，中国国内媒体如观察者网等也开始大幅报道乌克兰的战争惨状。对比过去三年国内媒体严格地一边倒向俄罗斯的媒体倾向，只能用刻意的外交和宣传路线调整来解释。

3.模糊战略的意图

甚至，中国对企业用工时间的新规，也是在欧洲最新出台针对中国过剩产能输出的禁止所有强制劳动产品法案后的迅速反应。如果再对比数年前中欧之间就投资保护协议中的谈判困难，就不难理解中国如何刻意地保持模糊性从而掩盖其快速调整的机会主义。

事实上，当初围绕劳工权利的谈判障碍最终是由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最后阶段介入、全面接受欧方条款方得达成协议，却在中美脱钩升级背景下为时已晚。这种模糊战略机会主义试图掩护的，在基本层面上，正是这种隐秘的权力关系变化，即领袖与官僚集团之间的不稳定关系。

特别是今年两会的路线变化所带来的权力关系的微妙变化：李强通过需求侧路线的变动获得了相对于前任李克强无论如何勤勉却不被信任的主动性，而这种新的君相关系的再平衡是无法敲锣打广而告之的。李强的低调和明智由此可见。

但是，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所有这些模糊性战略都是官僚集团在类似的授意下主动为掩盖领袖真实意图所施放的烟雾弹，犹如1962年后毛氏通过“四清运动”中展开对所谓走资派的清算、积蓄新的政治资本、掩护其“最终解决”的政治行动。而今，在李强政府工作报告中，人们同样能读到一个类似的韬光养晦，特别有关对统一台湾问题的轻描淡写、着墨甚少。

相对的，在对军队工作的寥寥数语中，报告突出了“政治整训”，表明军队内部清洗和调整而非军事演训才是近期国防重点，也表明尚需时间重建政治领袖与军队的信任关系。然而，面临可见的经济衰退和预计年度GDP低增长的情形下，军费支出却维持7.2%的高增长，军费总额2500亿美元，超过周边日韩总额的两倍还多，实际军事准备并未有任何放松。

这一切都显示，无论中共统治者如何羞答答地调整对民营经济的态度，却不肯从政治上承认民营企业主和消费者的公民权利，无论中国如何调整中欧关系，却不肯修正无上限的中俄关系，无论中国官方如何模糊其所有内部和外部政策、淡化对台武统意图，都旨在掩护其实难以掩盖的，中国的所有努力可能都朝向一个最终解决，关系所谓民族伟大复兴的既定目标。

如此，恐怕才能理解今年两会上中国所有的路线调整都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细细碎碎，仿佛涓滴经济学的翻版，中国的整个统治集团内部也无人有勇气抵抗领袖，无人提出根本性、全盘性的政治方案，无论针对经济衰退还是针对民企和国民。结果，一切政策和路线调整都更像是一场世纪骗局的掩护，这或许是中国模糊战略的真正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