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工捐24亿赎罪，怎么回事儿？

“我们把24亿捐给国家吧！”1984年，84岁的清洁工老人将一家老小叫到身边，道出惊人决定。这个普通的老人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巨款？她为何要捐出？

故事要从1963年的夏天说起。那天，17岁的高一男生赵昭明像往常一样回到家里，却发现门口停了一辆锃亮的黑色轿车，家里来了两位气度不凡的陌生人。

奶奶在与他们交谈时居然还夹杂着一些日语。自己的奶奶只是在街头扫大街的一个普通清洁工，怎么会日语呢？赵昭明震惊地发现：赵家居然有一大笔遗产散落在东京。

来人是东京华侨总会的副总干事陈琨旺和吴甫文。几个月前，他们接待了一位华裔女子的求助。女子哭诉自己的丈夫伪造地契变卖他人财产，被东京警视厅以诈骗罪羁押。

而这块地真正的购买人是位中国的“高官”，房产登记在其夫人“赵碧琰”的名下。

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地产价值翻倍，觊觎它的人不少，可这笔巨额财产却一直没找到真正的主人。

受托管理财产的律师私自售卖过其中一些地，随后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陆续冒出了许多自称是“赵碧琰”的人。

甚至还有人自称是赵碧琰的儿子赵宗阳，赵宗阳自幼左眼失明，竟有一个香港人为此自毁一眼。

陈琨旺通过调查后吓了一跳，那位高官来头不小。此人叫赵欣伯，曾任伪满洲国立法院的院长，是个大han奸。

陈琨旺深知这笔钱可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一定要帮着拿回。于是，他开始在国内寻找赵碧琰的下落。

然而，他惊讶地发现，竟查无此人。赵欣伯的夫人倒还健在，可她并不叫赵碧琰，而叫耿碧琰。

这个老人就是赵昭明的奶奶。事实上，这2个名字都不是她的本名，她的本名叫耿维馥。因一则征婚启事，她的人生彻底改变。

1900年，耿维馥出生在沈阳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1921年，她被留日青年才俊赵欣伯的征婚启事打动，主动追求这个大自己10岁的男人。

两人很快谈婚论嫁，赵欣伯却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耿维馥必须跟随他改为夫姓，并将名字改为“碧琰”----他发妻的名字。

赵欣伯发妻王碧琰，本是王府逃妾，与赵欣伯情投意合，两人私奔。

她甚至拿出自己的钱财供赵欣伯去日本留学。三年后，王碧琰因难产在日本去世，赵欣伯将帝国大学医学院告上法庭，最终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庭外和解。

在妻子病笔半年后，赵欣伯公开征婚，要求女方必须改名。耿维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此改名“赵碧琰”。

1925年，赵欣伯凭借前妻官司钻研的课题写成了论文，成为第1个获得日本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留日期间，赵欣伯接触了许多日本政界人物，包括土肥原贤二等人。

1926年，赵欣伯回到沈阳，担任张作霖的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法律顾问。伪满洲国成立时，他担任了立法法院院长。满洲国的国号以及长春改为新京，都是他的主意，他因此被称为“满洲国的产婆”。

在伪满洲国那几年，他和妻儿可以随意出入伪满洲皇帝溥仪和皇后婉容的住所，可谓是风光无限。任职期一年后，他因涉嫌贪污遭到了溥仪的猜忌，被派往日本。

深谙政商之道的赵欣伯为了将来打算，在日本购置了大批房产，登记在妻子赵碧琰名下，又委托给自己的律师好友友铃木弥之助管理财产。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个曾经的han奸遭到了清算。1951年，赵欣伯在狱中离世。留下的妻儿日子并不好过。为躲避清算，赵碧琰改回娘家姓耿。

她成为清洁工，未料12年后，领事馆的人居然找上门来，让她去争夺这笔巨额财产。

于是，耿碧琰又去派出所把名字改回了赵碧琰，并给铃木弥之助写信，要求解除财产管理的委托权。

然而，这位她丈夫生前最信赖的好友，居然声称“赵碧琰”的签名是假冒的，拒绝交出财产管理权。

后来，随着中国进入一个特殊的十年，赵碧琰和儿子都受到冲击。之前的老物件以及手中的地契，连同发黄的老照片，都付之一炬。艰难为生的她也无心顾及争夺这笔财产。

1976年，随着日本的财经新闻发表了一篇名为《漂浮在宇宙中的244亿》的文章，这笔巨额财产案轰动一时。如果她不出庭作证，将对她很不利。

孙子劝她去东京。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的赵碧琰却很犹豫：“我都76岁了，飞那么高，万一摔死了怎么办？”

一番考虑过后，她还是决定去日本碰碰运气，拿着外交部资助的300元踏上征途。然而，由于她年事已高，加上证据不足，最终还是败诉了。

尽避如此，傅志人等知名律师却依然坚持不懈，在半年内收集了上百件证件和书籍，终于找到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溥仪的妹妹“三格格”愿意出庭作证。

与此同时，赵宗阳还在日本报纸上刊登了寻找当年在赤羽小学读书的同学的消息，结果有11位同学联系了他，并答应出庭作证。

1984年，东京家庭裁判所最终做出了判决，这笔财产总计高达30亿的财产归赵碧琰母子所有！

赵碧琰随后召集家庭会议。她并不是来分配这笔遗产的，而是对家人说：

“你们的爷爷之前做了许多愧对人民的事情。国家不计前嫌，帮我们夺回了财产，我决定把80%捐给国家，替他赎罪。”

30亿遗产的80%即24亿捐给了国家，剩下的部分，又拿出80%捐给慈善事业，其余全部给了孩子们，她自己分文未取。

这场横跨中日两国的遗产拉锯战，历经几十年，终于尘埃落定。

在人生的最后时光，这位老人用深明大义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