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运动的终极

“文化大革命”10年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达1402.66万人。加上文革结束后陆续下乡的有260.04万人，共1662.7万人。这与1980年的全国城镇人口1.91亿相比，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当时几乎所有城镇家庭都与“知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中国知青运动的终结真正源起云南知青。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知识青年；1970年3月1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4个师，32个团，分布于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兵团先后接收知青10.4万人，主要来自外省市，其中北京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

最先抵达兵团的是北京人，他们是大串联时无意中闯进边疆的一批红卫兵，返京后即给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写了要求去云南插队的报告，几经转辗，报告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李）富春、（余）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1968年2月8日，列车载着55名北京青年奔赴云南。

云南知青的基本待遇：口粮40斤，工资28元，房自盖，菜自种。当文化迥异的各地青年汇聚到边疆，经碰撞、摩擦、浸润、融汇，逐渐形成其个性特征：思想活跃、敢说敢做。地处西双版纳的兵团一师，是知青最集中的地方，他们分布在从勐海到勐腊广阔的国境线上，总数6万余人，其中景洪一团的知青高达8538人。他们的任务是砍伐森林，种植橡胶，在目前西双版纳绵延150万亩的橡胶林中，当年由知青开垦种植的仍占相当比例。

据报道：这场运动推行10年后，暴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后门风盛行，以至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

丁惠民日后说：“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

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到12月初，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以它为媒介，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

恰恰此时，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引发轩然大波。瞿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知青，因怀孕难产，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农场并非最严重的，却因死值其时，激起知青情绪。

12月8日，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召开。会议目的是：商讨“北上请愿”事宜。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筹备组。会后，知青们发布《北上宣言》，决定派代表进京。

12月27日，26名代表到达北京，国家农垦总局接待了他们。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要见邓副主席”，并提出如果邓副主席太忙，也可由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

1979年1月10日，代表们终于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接见者是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被接见的代表限定为10人。

自此以后，西双版纳知青的大规模行动，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时，中央即派出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正视知青的要求。赵凡是1937年参军的老八路，作风务实，他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他也流下热泪，并大声说，“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

在赵凡的协调和敦促下，1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其中一条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

安平生的讲话和接踵而至的国务院“六条”开启了大闸，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无不争先恐后回城。知青们在慌乱中告别了边疆，直至回到昆明，才松了一口气。

云南垦区的当年这场风波，很快蔓延到各地，从1978年12月起，有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了下乡知青和支边青年要求回城的集会、请愿活动，到1979年年初形成一股很大声势的“回城风”。

这股风来势猛，涉及面广，许多地方出现了激烈行为，如：四处串联、散发传单、请愿游行、集体上访，甚至罢工绝食、冲击领导、殴打干部等等。这场骤起的风波，中央决断及时，态度鲜明，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在1979年3月中旬以后有所缓和，到五六月份大部分地区已平静下来。

这时候，西双版纳回城风潮已迅速波及全国，10年内陆续上山下乡的上千万知青，在几个月内就返回了各自城市。

1980年，国务院知青办提出《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点是，明确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即不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宣告上山下乡即将终止的信号。

1981年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经20余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告结束，“知识青年”遂成为历史名词。

上山下乡政策变更之后，知青陆续返城就业，但尚有大量的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安排20万与当地农民结婚的插队知青。各地经过3年努力，到1981年绝大部分已婚知青已经安排了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安置条件差异很大。

据在4万多已婚插队知青中的调查，到1982年仍然有3600多人未安置落实。另外，已在外地工作的老知青子女回原城市就学入户问题也比较突出。可以说，上山下乡政策不仅在知青一代身上烙上了历史的印痕，也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