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麦郎说自己是总统——很多年前，他也是这么说。

“我现在是总统身份，有时间一起聊。”他在微信里回复我的采访请求，用的繁体字。

几天后，在上饶火车站，我见到了“庞总统”。他湮没在务工人群中，黑色鸭舌帽，黑色口罩，瘦小，不看前方，低头快步走来。大号的红色旅行包太沉了，以至于走路有点儿失衡。他看起来比几年前苍老，眼角和嘴边爬了几道皱纹，标志性的卷发不见了，头发有点湿地耷拉着。那天在下雨，他没打伞，拎着硕大的包在车站找了半个小时宾馆。

“没提前在网上预约吗？”

“啊，网上，网上也可以啊。”他含糊地回答 。

对于提问，庞麦郎总是回答还好，还可以，不累，不紧张，不焦虑，很满意，没有遗憾。他的眼神总是躲闪，不断埋头刷手机，点开一个个群聊，飞快划动消息，再退出。更多的时候，他在发呆，背着背包坐在沙发边缘，双手放在膝上。偶尔喃喃自语，忽然笑起来。

走路时，他总是不停拨弄自己的黑色帽子和口罩，时而戴上，时而取下，又再戴回去。

“不小心瞥见了你的真实发际线。”我忍不住调侃。

他忽然瞥了我一眼：“是不是更像艺术家了？”

庞麦郎标志性的卷发不见了

这是时隔四年后，庞麦郎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此时距离那首成名作《我的滑板鞋》发行过去了13年，而他上一次出现，是其前经纪人白晓宣布，庞麦郎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那之后，庞麦郎这个名字几乎再没人提起。

庞麦郎在过去十年被书写过太多，关于他这次复出，我想弄明白的只有，他的病好了吗？他有哪些变化？于是我和庞麦郎一起坐上了绿皮火车，从江西上饶到他的汉中老家，再到省城西安。旅程过半时，我又多了些好奇，对拥有过大爆曲的歌手来说，赚钱不是难事，而他至今依然窘迫，这和他的病有多大程度的关系，又或者，这只是一个小镇青年注定的宿命。

慢悠悠的绿皮火车把旅途无限拉长，我也在试图理解这种与时代脱节的匀速和缓慢。

最孤独的演出

某种程度上，上饶的演出几乎是我见过最“干巴”的Live。

除了“唱歌”，什么也没有。没有走位，没有乐队，没有伴舞，甚至没有表情。无论观众如何欢呼、呐喊，试图互动，庞麦郎都没有一点儿回应。他偶尔竖起代表摇宾的手势，面无表情地看向远方。即使是爆火单曲《我的滑板鞋》，他也只是快速干瘪地“念”完词，轻声说谢谢，头也不回地下台准备下一首——换作别的歌手，他们或许会挥挥手，把麦递给观众，全场合唱。

聊天环节是观众最为期待并强烈呼吁的——在现场演出中，这通常是宠粉、搞效果，或固人设的重要环节。但庞麦郎完全没有。“这种任意一个视频切片都可能让他流量翻翻啊”，台下的人看了扼腕叹息。正式演出的庞麦郎甚至没有彩排时话多——试话筒时，工作人员让多说两句，他就做了一番加长版自我介绍。那是我唯一一次听他连贯地说满三句话。

庞麦郎正在演出

每唱完一首歌，他就下台换一次衣服。他准备了12件衣服，也就这样上台、下台了12次。我在后台等他，每经过我的身边，他都有礼貌地说“谢谢”。

休息室里，红色旅行包被打开，12件表演服装整齐地叠放在一旁，大多是衬衫、卫衣和棒球服，复古风，有2016年的旧衣服，也有今年刚入手的新衣。他会根据音乐的不同来选择相应的衣服，裤子则永远是那条紧身裤。他还为演出准备了3顶帽子，其中一顶是礼帽。演出的时候，他学着迈克尔·杰克逊那样滑步，把帽子扔出。人群中发出欢呼声，他立刻小跑着捡起帽子，又仓促折返拿起话筒，在舞台上来回折返两次，然后腼腆地走下台。

这总会让刚热起来的场子一次次冷掉。每首歌的间隙没有MV、花絮或任何过渡视频，舞台陷入黑暗，观众纷纷低头玩起了手机。很难说有人能真正欣赏这些歌曲——12首歌的唱法几乎没有区别，歌词中充斥着大量重复的词句，光是“我的父亲是瓦匠”这句，就以重复的音调唱了整整18遍。

Livehouse的主理人古甘告诉我，邀请庞麦郎是总部的决定，上饶这边只是场地承接方。大约10年前，古甘在现场看过庞麦郎的演出，大部分人包括她自己都是抱着有点看乐子的心态去的。10年过去了，古甘感觉庞麦郎似乎没有变化，他还是那个他。

古甘说，她个人非常支持庞麦郎——现场好几个观众也是这么说，似乎比起音乐，他们更加想要支持一下庞麦郎这个人。“他很real，很做自己，坚持自己的梦想”，古甘说，99%的人恐怕都无法做自己，从这个角度看，庞麦郎甚至比大部分摇宾乐队real多了。

在上饶的Livehouse

但他也总是显得笨拙。闪烁的灯光下，白色衬衫显露出未经熨烫的清晰褶皱和折痕，整整一个晚上，他都没留意到脑后有一撮头发翘起。

台上台下机械行走了12次后，庞麦郎快速完成了演出。观众高喊着“安可”，歌者仍然面无表情，“谢谢，希望下次再见面”，他轻声说完，略带拘谨地走下舞台。从进入Livehouse到离开，他几乎没留下任何来过的痕迹，休息室准备的果盘没动一点儿。他说自己是兴奋的，在演出完毕的兴奋中，他开始一件件地叠演出服。

3月末的上饶，夜间气温直逼零度。庞麦郎只穿了一件起了毛球的黑色针织衫——这件衣服跟着他从贵阳、上海，再到上饶。他时不时擤着鼻涕。他说自己有厚一点儿的衣服，却始终没拿出来穿过。

这次演出前，我问庞麦郎预期会来多少人。他说越多越好。“那你估算有多少人？”“大概两三百人吧。”他说——不久前在贵阳的演出，现场只有9个人。Livehouse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上饶这场，预售卖票卖了80多张。回程的车上，庞麦郎感慨上饶的Livehouse“忒大了”，能容纳四五千人。

“不是四五百人吗？”我反复向他确认。

“不。”庞麦郎坚持认为这个场子能装四五千人。

主办方很快把5000元的演出费用转了过来。庞麦郎立刻转回去1000元，说是发红包，表达感谢和支持，说希望有机会以后再来。对方拒绝了，但他执意坚持，主办方不收，他就浑身难受。和我们聊起这件事时，他仍然双手合十不断摇晃，嘴里念叨，“收下吧，感谢，感谢”。

“发红包是白晓教你的吗？”

“白晓从来不会发红包。”他的语气里难得有了情绪。

一个人的“公司”

白晓是庞麦郎之前的经纪人，两人相识于2015年，那时庞麦郎的人气已渐渐消退。他们一起赶凌晨三点的过路火车、住百元以下的小旅馆，为省场地费，白晓会低声下气向场地方求情。他也常叮嘱庞麦郎多接触媒体、上综艺、开直播，跟上时代步伐。白晓说，自己有两年几乎倒贴钱支持庞麦郎，“用青春陪伴一个人追逐偏执的音乐梦”。

但在曾与之对接工作的“未来俱乐部”主理人曹扬看来，别的不说，至少从专业能力上看，白晓“根本不懂音乐”。曹扬觉得，白晓更像是延续了过去在商演展会中的经验，而不是以音乐行业的标准去规划庞麦郎，“像是在玩过家家”。几年前，他向曹扬说得最多的是如何售卖庞麦郎联名滑板鞋。

这对“不够专业”的搭子在2021年3月分道扬镳——白晓未征得庞麦郎及其父母意愿，擅自在微博说，庞麦郎因长期精神压力已确诊精神分裂症，被强制送医治疗。此后他迅速出书，称相处这些年一直在“收集素材”。

“他说了我的病，对我不利。”四年后，庞麦郎还是愤怒——此前他总说，自己不会生气，都可以理解，相信世界上都是善良的人。

我试图向白晓求证这些说法，但他一直没有接听电话。

庞麦郎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

复出后的庞麦郎一个人对接全部工作。

他的手机总是“叮叮咚咚”响个不停，不断有消息进来，是来自各地的演出邀约。

“好的，可以，谢谢。”对于这些邀请，庞麦郎来者不拒。对方发来演出场陛的资料，他没等点开，立刻回复“可以演出”。他的回复通常很短，两个字或者短句，如果对方发一个咧嘴笑的表情，他会回一个“咧嘴笑”。

进入报价环节，他看起来不知所措。“有分成模式吗？”他在键盘上敲下这段文字，顿了几秒后删掉，换成拱手的表情，发了句“谢谢支持”。过了一会儿，他重新把问价和心底价位发送出去，退出聊天界面，又很快划回来，反复几次后，喃喃着，“她怎么不回啊？”

“庞老师，我们是诚心邀请您过来，所以我们有更灵活的价格模式。”对方终于回复。

庞麦郎静静地对着手机发了会儿呆。“好的。”他敲了两个字发送出去。

对方的电话打来。这一头的庞麦郎，只在电话接通的那刻说了句“你好，我是庞麦郎”，接下来，又对着电话连说了几个“谢谢”“好的”，一句议价的句子都没有。

电话结束，价格敲定。

他也还是不太懂得应对媒体。我把最近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发给他看。他起初看得很慢，看了几段后跳转去回复别的消息，后面的部分草草划完，最后他指着第一句说，不要写他过气，“不要报道负面，但可以绯闻”。他说他接受我们的采访是希望澄清票房——贵阳那场演出后，“票房卖了9张”几乎成为“庞麦郎”的相关搜索词。

“但只是贵阳如此，其他场都卖得很好，有的售罄了。”他小声说。

关于没有经纪人的问题，庞麦郎的解释是“忙，没时间，还没招人”。他说以后要招专业的人，有学历的人，至少高中以上，停顿片刻又改口说，大专吧。我追问如何判断对方的专业度，他重复了一遍问题——“怎么判断专业……”声音减弱，没有答案。

在关于公司和生病的问题上，庞麦郎总是沉默。他不愿提及过往，也拒绝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疾病，他说那只是耳疾，身体不舒服，休息了一段时间。

这几乎是我遇到过的最艰难的采访。他总是盯着手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如果在室内，这种“坐立不安”会更明显，他会不停催促一会儿要去哪里。有时我忍不住提醒，对着手机和别人说话可能不太礼貌。“那好吧。”他抬头回应了一句，继续看手机。他的话总是凌乱、含糊。我常常能发现其中的漏洞，推测出他可能是在编话。而当我试图还原细节和场景，校准事实，却变成对他步步紧逼的拷问。我们就这样费劲地对话，好像一场饱防战。有几次，房间的气氛让人窒息。

“你去休息吧，休息吧。”庞麦郎从不主动拒绝，这是他下达的逐客令。

在宾馆的庞麦郎

只有坐在车上时，他会变得开朗起来。或许逼仄狭小的空间，更能给他安全感。

他开心地告诉我们，汉中老家有樱桃树，长了很高，夏天快到的时候会结果子，可以带我们去吃。家里种了土豆，他喜欢吃土豆片。这次回家只有母亲在，父谴磨帮人种药材了，不再做瓦匠，因为现在没人用瓦片盖房子了。接着他开始解释红瓦和黑瓦的区别，一个红的，一个黑的，黑瓦家里还有不少，现在很稀缺。他说自己平时也会网购，主要是给家里买洗衣粉，英文牌子，“USA，美国洗衣粉”。我问他这趟回老家能看到美国洗衣粉吗，他憨笑着说可以。我们约定，5月他来北京演出时一起吃涮羊肉。

新的“滑板鞋”

毫无疑问，庞麦郎是喜欢大城市的，尽管他曾经在采访中公开说不喜欢北京，他坚信北京有骗子。

在城市的大多数时间，庞麦郎做着两件事——暴走和逛商场。

上饶演出的第二天，我们去了四公里外的万达商场。“这是大商场。”他强调。

他绕着商场兜兜转转了将近半小时——先是在旁边的外贸小店逛了一小圈，接着反方向走到附近的写字楼前徘徊。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走进商场，但只是横穿而过，两分钟内从另一个出口出来，回到外贸小店绕了一大圈，确认没有男装，又走回商场。

这次进入不到15分钟，他结束了上饶的商场之旅：买入一个300多元的腰包，说是要送给父亲；一双599元的皮鞋，准备自己巡演穿。

庞麦郎喜欢逛大商场

回到汉中，购买行为变本加厉起来。

他主动提出要去鼎鼎商城——“汉中最好的商场，很国际化”。他说自己喜欢吃面，也喜欢吃西餐。

“比如什么西餐？”

“麦当劳。”他拿起一根蘸满番茄酱的薯条，欢快地吃着。

很快，他径直走进了一家户外店，指着货架最顶端的背包，表示要买。那是一个90L的重装徒步旅行包，橙黑相间，设计精良，售价2700元，是店里最贵的一款。

“网购或许更便宜。”我们建议他找找平替。

庞麦郎很坚决，别的款式、颜色、品牌一概不考虑，“就要这个”。他大方地给我看了银行卡余额信息，8900多元，加上钱夹里一沓红色钞票。

我担心他是被我们携带的摄像机“架”住了——不久前的一个视频中，镜头总是对准他破旧的书包，黑色的皮面龟裂剥落，露出斑驳粗糙的灰色毛边。我问他是担心显得窘迫吗，庞麦郎摇着头否认，说这是他早就想买的包——他的妈妈也在之后证实，从去年起，庞麦郎每次路过汉中，都会到店里看那个包，但那时他的钱不够，买不了。

有了新包，庞麦郎明显开心了很多。他不停夸赞其腰间小口袋的设计，说拿取证件方便。他计划把12套衣服都装进新包里，背上就能出发，去更远的地方巡演。他把车窗摇下来一点，让风吹进来，指着路边说旱柳都抽芽了，还主动对着镜头比出摇宾的手势，“回家了，心情就像在摩擦，摩擦”。

“这是你新的滑板鞋吗？”

“是的，这是我现在的‘滑板鞋’，”他笑了，说可以写个新歌，“我的旅行包，时尚时尚最时尚……”

背上新包的庞麦郎，准备坐车回家

新包带来的喜悦持续了一整天。我问他开不开公司。开！今年就开！有没有经纪人？今年就招！发不发新歌？今年就发！家里催婚，找对象吗？今年就找！明年就结婚！

就当我渐渐接受这只昂贵的背包或许不是冲动消费，两日后，庞麦郎又买下了第三只包。

“这个黑色的，拿一个吧。”在西安，庞麦郎走进一家运动品牌店，仅盯了两眼商品，随即决定购入一只399元的手提运动包，说是前几日买的背包不够装鞋子。

那天，我小跑着跟着他步行了11公里，去了一个又一个商场。他坚持用钱夹中的现金付钱，再把商品一一塞进自己鼓囊囊的背包中。粗略估算，一天下来他花费了1400多元，包括衣服、包、零食、车票、纪念品，以及请我们的一顿晚饭。“随便点。”他在餐厅门口做出邀请的手势。

但几乎所有熟悉他的人都告诉我，庞麦郎此前的经济状况可能并不好：每次离家前，他都会向家里要两三百元路费；2024年底，100多块的乐队排练室费用，他隔了很久才打过来。但相处几天的种种迹象又让我看到了一个与之矛盾的庞麦郎——这种近乎挥霍的消费，让我难以判断是拿到演出费后的短暂放纵，还仅仅是日常的生活惯性。

比如在西安，他突然说想吃冰淇淋，于是熟练地把我们带到回民街的DQ门店，买了一杯价格30多元的冰淇淋。“好吃。”他抿了一口，继续暴走，5分钟后，几近满杯的冰淇淋被扔进地下通道的一处垃圾桶内。

正在逛商场的庞麦郎

同样的情景在傍晚再次发生——这一次，旁边没有镜头。他轻车熟路地带我去大雁塔附近的星巴克臻选店，气派的装潢，通透的吊顶下，围坐着三三两两的外国人。庞麦郎点了杯卡布奇诺，只喝了两口，就开始看手机，10分钟后他决定继续逛街，留下几乎还是满杯的咖啡。我带着困惑追上去——

“这些吃不完不算浪费吗？”

“个人消费。”他简单地解释。

“家里不是还有欠款吗？”

“有吗？”庞麦郎显得错愕。

我向他解释，说是他的妈妈告诉我的，家中建房子，还有几万工钱尚未结清，“你……不知道吗？你要分担些吗？”“哦，知道。”庞麦郎嘟囔了一句，“我爸打工会还。”

“胖麦浪回来啦”

“胖麦浪回来啦！”在老家汉中市宁强县南沙河村，土话通常这么喊他的名字。

邻居家在建房子，机器轰鸣，三五个工人戴着施工头盔，脖子上挂着毛巾，坐着休息。短视频声音开得老大，“歌手庞麦郎近日在上海演出……”一段字正腔圆的AI语音念白，从手机中蹦出来。而当事人正蹲在5米外的家门口，百无聊赖。

村里的庞麦郎是孤独的，没有人主动来听他唱歌。大部分时候，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试图创作。这是他的小世界——他有一个厚厚的歌词本，用铅笔工整抄录了自己创作的百余首歌词，很多尚未发行。其中一页纸上写着，“我想要世上的善意化解过去的哀痛/墙壁上是庄严的圣女图/是谁堆砌的城堡堵塞了咒语/我们尊称他为王”。

歌词本的首页，是一张目录索引，写着他为全国292个城市另起的新名字，陕西是孟加拉斯图，汉中是加什比克，宁强是古拉格。他在厕所上用英文写下TOILET，旁边竖着写下“中国约瑟翰市政府”。在朋友圈里，他自封约瑟翰总统，用AI生成图片——樱花树下韩服女子和建筑，配文“the blue house”。

出了房间，庞麦郎像是一团毫无存在感的空气。他不会和村民打招呼，不聊天，更不会主动串门。村里人知道他，但大多没听过他的歌。即便听过，也听不懂他在唱什么。

家门口的小路铺满碎砖。“讨厌的石头”，有人小声嘀咕。庞麦郎忽然接了一句，“坚强的石头”

“他的歌要是换个人唱就好了。”打磨墙面的师傅说得含蓄。知晓我的身份是记者后，他补了一句，“那你们能不能给他宣传宣传，吸引大老板来，给他家换个别墅。或者给村子吸引一点投资？”

很难有投资能进到南沙河村。这里南靠巴山，北临秦岭。从上饶出发，需要乘20小时的绿皮火车抵达汉中市，转乘动车，到达宁强。从县城到村子，仍需一个多小时车程。山路蜿蜒陡峭，5米宽的道路几乎只能容下一辆车通行，稍有不慎，就可能掉进山崖。1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条泥泞的土路。

村民们种着玉米和土豆，周边仅有的产业是种植中药材。和大部分内陆农村相似，这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家家户户门前寂静，齐人高的箩筐倚在每户门边，用来上山打野菜，挖折耳根。这里不存在商品经济，买肉、菜、生活用品都得翻山路去镇上，出村得靠全村唯一一辆载客面包车。

庞麦郎家中小狈，聊天时我们给他取名“华盛顿”

在村里，没人说得清“精神分裂症”这个拗口的医学名词，也讲不清病症是什么。土屋前80多岁的老人摆摆手：“谁没点病呢？不是得这个病，就是那个病。”

只有庞麦郎的妈妈张青梅记得儿子发病时的骇人模样。过去那些年，她被儿子厉声辱骂过，踹打过，在灶台附近干活时被突然扇过耳光。还有一次，庞麦郎直接用凳子砸向父亲庞怀德。那段时间，儿子好像变成了她不认识的模样。在张青梅的印象中，小时候的庞麦郎，乖巧听话，是做音乐后，性格才开始变的。创作没头绪时，变得尤其暴躁。异常的行为拖了六七年，严重到无法忽视的地步，家人才决心把他送去治疗。

父母一度觉得自己亏欠了孩子，给他的关心和支持不够。他们说起儿子当初的抱怨——“要是有4万块钱早都发专辑了”。这些年，年近七十的庞怀德四处打工，挣钱贴补家用，支付医疗费用，支持儿子的音乐创作。今年春节刚过，他又去了榆林，帮人种中药材，“忙得说不上话”。

张青梅坐在门口择菜，时不时地瞟向庞麦郎。“要出去啊。”她有点落寞，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儿子要么闷在房里，要么跑去外地。日子过得使不上劲儿，150元/月的养老金是她的全部收入。她发愁“家里挣不着钱，明涛（庞麦郎本名）找不着媳妇”。她身体不好，不敢坐车，一辈子没出过汉中，总担心庞麦郎出远门会被人骗，也怕他写错唱错惹了事，“外面都是坏人，有人贩子、黑社会”。可她清楚地知道，他得出去，出去才有活儿干，有钱挣。

张青梅给临出发的儿子刷裤子

庞麦郎喜欢大城市，但也不想离开村子。以前他拒绝向媒体承认自己是农村人，“那是初出茅庐”，而现在坦然接受。我们聊到房子，他说想在西安买房，也想在上海买。后来有一次再聊到结婚，他又说不用买房了，“家里（指老家）有房子”。

这次回家，庞麦郎给了母亲1000块钱。他说自己给家里最大的一笔钱是在2015年，给了5万元“弄房子”。前几年，他去云南演出后，给母亲买了件2000元的棉衣。“买贵了吧？他从来不会讲价。”张青梅试了试，发现棉衣有点大，只能一直放在柜子里，想留着走亲戚时穿，可这些年一次亲戚也没走过。她感慨庞麦郎爆火那几年赚的钱没能攒下来，那时他执意要去一趟台湾，全花光了，更何况每做一首新歌，就要投入一两万。

去年镇上有人请庞麦郎去婚礼上唱歌，他唱了几首，下台后和朋友马超说，还是想复出，开巡演。

无秩序和不专业

接连几天相处下来，我总有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错乱感：不知道下一个小时会在哪，跟着他见到谁，做什么，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路上，油菜花田间，绿皮火车上，或者城市街道上。我们很少交谈，只是走路——我逐渐接受了现实，我的问题他通常无法给出连贯的答案，尽管这让人沮丧。他常走弯路，或者重复走着某一路段。“能慢点儿吗？”我小跑着跟在后面。“好。”他应了一声，继续快步走。摄影师的镜头撤离后，我问庞麦郎，有没有舒服自在一些？他说，感觉变无聊，落寞了。

他过着一种临时的生活。比如原计划从汉中到西安录歌，但突然说要在宁强加演一场。几个小时后，又改了主意，还是去西安。到了西安，他说打算下午两点去录音棚。然而到了上午11点，他还没有联系任何人，也没有确认录音棚是否可用。

庞麦郎过着一种临时的生活

无秩序构成了“庞麦郎”。在音乐行业，这也成为他“不专业”的诟病。

每场唱得都不太一样，现场和录音室版本也不一样，唱歌常常不在拍子里，只能勉强算是跟着伴奏把词念完——曹扬是“技术派”，他对庞麦郎的评价是，敬业，但不专业，“如果想长期在行业发展下去，没有过硬的音乐专业能力是行不通的，热度很快会散去。”

他担心的是，频繁演出下，庞麦郎的状态会受损。专业歌手经过科学的发声练习后，能连开3小时演唱；而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累得很快。“不过，他有得选吗？他也许没得选吧？”曹扬反问我。

在他看来，庞麦郎的唱功其实不算最差的那档。“比某些嘻哈歌手的现场强”，曹扬话锋一转，关键还是在于要有公司运营，以及通过学习持续提高，“比如他用什么软件写歌啊”。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庞麦郎时，得到的答案是，用纸，旋律主要靠口头哼给编曲师听。

在这个行业，专业才能赚到更多的钱。“赚钱就是，直播开起来啊，社交媒体做起来啊，全平台铺起来啊”，可翻开庞麦郎的抖音号，所有巡演信息用的是同一张图片，内容没有区分度，很难称得上有基本的宣发。曹扬说，在业内，一个成熟的经纪人手里，通常有一张长长的表格，收集了某支乐队历年在每个城市的巡演票房数据。所谓的讲价，是在这些数据基础上分析当地市场，把握风险和收益，再转化成议价的筹码。

专业之外的一些细枝末节则显得没那么重要。比如，很多歌手不来彩排试音，“说是为了保护嗓子状态，纯属为了耍大牌”。曹扬经常在音乐节后台帮忙，乐手休息室的要求五花八门，“一瓶250ml茅台酒（保真）”“接送车辆得是大G”，据说著名摇宾歌手崔健的休息室要求是必须有雪茄。他摇摇头，“在这行，你必须得有范儿。没范儿的话，有些人还真瞧不起你”。

从这个角度看，庞麦郎似乎只能一直潦倒。对待巡演，他守时、守序，充满敬畏，绝大部分时候，他是个“没有要求的人”。彩排时他站在那里，握紧话筒，扎扎实实地唱满12首歌，甚至没有要求调一下麦克风的音量。

但关于专业性，音乐人巨博昕有不同的理解。他见过太多专业的、不专业的歌手都要调麦，甚至很多普通人去了KTV，也要求服务员来调个麦。但是庞麦郎不调麦，这个行为本身就很庞麦郎。

舞台上的庞麦郎

巨博昕告诉我，他从小就羡慕那些能买昂贵乐器、去北上广甚至国外学音乐的朋友，10年过去了，那些朋友有的考公，有的坐了办公室，而他还在坚持做音乐。他时常想起《我的滑板鞋》的歌词开头：“有些事我都已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无数个遥远的下午，这首歌以及创作者庞麦郎，一度安抚了他自卑的心，成为他坚持音乐的力量源泉。

巨博昕给庞麦郎发过很多私信，表达自己对他的喜爱，说可以为他免费编曲，或给予帮助，可这些消息都石沉大海。去年机缘巧合下，巨博昕成为庞麦郎复出首演的合作乐队，在西安的哦哦Live。

那是一场拼盘演出，嘉宾包括一组地下偶像、西安老牌摇宾乐队，以及庞麦郎。场地里三层外三层被观众围满，气氛异常火热。演出到庞麦郎的环节，他与乐队合作完前四首歌后，突然说，“再来一遍”。

乐手们感到错愕，“这样可能不合适……不符合传统，没人这么干”“观众都看腻了”。

“再来一遍。”庞麦郎很坚决，没有解释任何理由。台下观众仍在等待，巨博昕和乐队只能硬着头皮，将这四首歌重新演了一遍。

“骗钱、不尊重观众。”演出结束后，有观众抱怨，还有人说玩乐队的乐手和庞麦郎合作，是“侮辱了摇宾和金属音乐”。巨博昕告诉我，自己很难不在乎观众，但是演出的后半段，他真的沉浸在音乐里了。他忽然意识到，为什么要遵循那些甚至称不上是规则的东西？

没有谁规定舞台应该怎么样。速度、指法、技术、音色、节拍、律动这些都是工具，有时候在做音乐的时候，工具反而会影响束缚到音乐本身。“庞麦郎的舞台，要忘掉节拍，忘掉跑调，忘掉很多东西后，大家突然发现，这个音乐成立了。”

“他是摇宾的。”尽管奉行专业主义，但曹扬也承认，“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别人都不这么干，只有他这么干。唱功另说，他这个人我是很支持的。”

总有音乐人或者创作者在看完庞麦郎的演出后，开始反思“音乐到底是什么”这样的哲学问题。而这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专业了，他还是庞麦郎吗？大众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庞麦郎？大众和庞麦郎，想要的是同一个庞麦郎吗？

巨博昕后来意识到，与庞麦郎很难通过语言进行对话，这更应该是一种“相处”，顺其自然。他反思自己曾经私信想对庞麦郎提供的帮助，或许是居高临下的。他觉得，得尊重庞麦郎成为他自己。

采访快结束时，同行的摄影师发来一张工作照。照片里，我和视频编导分坐左右，依照工作惯性，侧着身子不断输出问题。而被挤在中间的庞麦郎，像是夹心饼干中的那层奶油——他双手放在膝前，缩在沙发上，俨然是个无措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