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贷养贷

又是倒霉的一天。22岁的苏鹏在和老板拜访客户途中，手机意外摔裂。压抑已久的烦闷，顺着那道扭曲的黑色裂纹，轰然迸裂。

2020年，毕业不久的苏鹏就职于广东一家初创互联网公司。因业务和回款双双承压，好不容易收到项目结款，老板会预留出自己还房贷和养家的部分，有剩余再给员工发工资，如何发放也亲疏有别。在长达七八个月里，苏鹏的工资就没一次性发齐过。每个月都会被分拆成数次发，每次千余元不等，最多时加起来也不足3500元。

许是为了排解对老板的怨气，许是受“悦己消费”浪潮的助推，他也说不清是哪些交错的内外因素经历了怎样的弯弯绕绕，最终化作了消费的冲动。总之，过去一直用着两千元以下安卓手机的苏鹏，突然心一横，决定入手一台新款苹果手机。

问题来了：如何在收入大幅缩水的背景下，完成消费升级式的“悦己”？捷径近在手边。

1998年出生的苏鹏成长于消费金融发展和普及的年代。数据分析机构尼尔森于2019年年底发布的《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86.6%的年轻人都在使用信贷产品，其中有近一半的人把信贷产品当作“支付工具”使用，年轻人平均债务收入比为41.75%，仅13.4%的年轻人零负债。

此前，苏鹏已对京东白条和蚂蚁花呗等消费信贷产品十分熟悉。这两款产品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上线，主打“先消费，后付款”，最初还仅限平台内使用，随后便逐步拓展至线上线下多元消费场景。苏鹏主要将这类信贷产品用于线上购物和到店支付，提现功能使用的频率较低，通常两三个月一次，每次千元左右，还款压力并不大。

可这次，为满足线下购机需求，他瞄准了一家知名电商平台旗下的大额现金借款产品，“放款迅速、额度灵活、取现方便”的宣传词颇合他心意。该款借贷产品的年化利率为23%（注：对于金融机构的金融借款，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年利率24%；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当前大约为12.4%）。

狙眺南证券2025年3月发布的《消费金融行业发展脉络梳理及投资分析》，以苏鹏为代表的“新市民人群（注：包括但不限于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等）”、中低收入人群及灵活就业人群是消费金融公司的核心业务对象。这类长尾客群整体收入水平稳定性较差、应对财务风险的能力较弱，一旦经历经济周期波动或个人突发事件，便可能无法按时偿还贷款，故消金公司在利率定价方面总体较高。

以某消金公司披露的产品信息为例，截至2023年年末，该公司的信贷产品年化利率主要集中在7.2%-23.76%，其中年化利率在15%-20%和20%及以上的贷款占比超八成。

“23%”的年化率意味着什么？苏鹏毫无概念。看到“提现一万元，分期12个月，每个月的利息只有一两百元”的界面提示后，他没有任何犹豫。仅需上传身份证、填写好学历和社保信息后，1万元闪电到账。

更换工作后，苏鹏的月薪涨到万余元。受网上“信用卡刷得越多，信用分越高”的说法鼓动，苏鹏又激活了信用卡。被借贷平台作为营销噱头的“额度PK”，也成为部分年轻人在朋友圈中暗自较劲的“面子之战”。

网贷入口无处不在，借款“秒到账”的即时满足，叠加弹性分期、延迟支付的机制设计，助长了部分年轻群体的超前消费冲动。那个阶段，苏鹏购物已经不太考虑价格：一次逛街就能花掉5000元，请朋友吃饭刷掉1000元才有面子；想听演唱会，一个月能看上三四场，门票加上往返交通费、住宿费等，单次就需要两三千元……很快，他的信用卡额度先是突破了两万元，不久又越过了三万元。

由于没有记账的习惯，苏鹏仿佛蒙眼踏上了一条失控的传送带。到2021年，以贷养贷已成为他的日常。

“比如月末信用卡要还1万多元，可工资除去房租、生活费就只剩下三四千元。信用卡不能提现，不想逾期就只能去网贷平台借。我一般会提前五六天借个六千到一万元，到了还款期先把窟窿堵上。借多了，A平台不给贷，就去找B平台。”因为借钱太过容易，苏鹏并不焦虑。至于下个月要怎么还，下个月再考虑。

然而，为了避免逾期而以贷养贷更像是在饮鸩止渴。截至2025年1月，27岁的他已经负债近40万元，每月还款额逼近3万元。站在新一年的起点，苏鹏看着触目惊心的数字，心慌突然猛烈袭来。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贷下去了，早已注定的终点还是来了。



网贷入口无处不在，借款“秒到账”的即时满足，叠加弹性分期、延迟支付的机制设计，助长了部分年轻群体的超前消费冲动。（卢俊杰/图）

一个黑了，接着全黑了

债务危机不仅吞噬着部分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也将一些中年人拽入无底黑洞。

39岁的安茜声音柔和，透着一丝波澜不惊的沉稳。丈夫比她年长一岁，婚后二人在广州购入一套小两居。迎来二孩后，又在佛山添置了一套120平米的三居室，总价220万元，首付三成，是典型的中产家庭。

夫妻俩从事了十几年的房地产销售，见证了行业顺风顺水的黄金年代。2016年，全国房地产的销售额超越2013年的峰值，创下历史新高。市场狂热，安茜的丈夫作出了下海掘金的决定。

这是理性思考后的结果——他当时32岁，继续留在地产公司任销售总监，收入固然可观，但碍于学历等因素，后续升迁会有瓶颈；即便往后不被排挤，大概率四五十岁还在原地踏步，终究会被后浪拍在沙滩上。与其到时陷入被动，不如为长远计，在还有选择的年纪搏一把。安茜支持丈夫的选择，但两个孩子一婴一幼，这意味着她需要投入更多时间照顾家庭。一番斟酌后，安茜离职做了全职妈妈。

顺利完成初期的几个小项目后，安茜的丈夫与合伙人看中了在广州天河区投资商业公寓的商机。“当时政府规划了很多商业用地，公寓和商铺市场很热，有些地方百来万元就能上车。很多同行跃跃欲试，一旦遇到不错的机会，就生怕错失。”在跟公寓业主方签订了包销对赌协议后，他们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前期广告包装和外立面整改。作为三个股东之一，安茜的丈夫出资200万元，这是一家人的全部积蓄。

然而仅半年后，广州的土地市场便呈降温态势，并在此后一年持续转冷。投资几乎“打了水漂”。为了挽回损失，公司从广州转战佛山，开始拓展地产电销业务。那也是夫妻二人在银行大规模贷款的开始。

截至新冠疫情前，通过在银行的消费贷、信用贷、房产抵押贷等形式，二人名下的贷款数额已超百万元。不过由于彼时企业经营总体平稳，逾期的压力并不大。然而自2020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步入深度调整期，房企的整体资金来源下降，特别是随着多家地产龙头先后爆雷，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显现，“甲方倒了，乙方拿不到甲方的结款，我们这样小的丙方、丁方更是回款无望。”

因为公司仍有业务推进，为了“留得青山在”，安茜和丈夫开始做各种小额贷款。“行业好的时候，银行都追着你放款；后来行业低迷，再加上我们本来负债就高，银行这扇门就关闭了，我们只能去找其他窗口。我们要养员工，也要养自己。如果真的逾期了，公司日后的经营会大受影响。”

不同于此前在银行贷款，利率一般在7%-8%，小额贷的利率大都是20%起步。有一次着急周转，在一位刚入职某知名金融公司的朋友介绍下，她并未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就急着签订了一笔近100万元的二次抵押贷（注：已做抵押获得贷款后的房产，其市场价值大于所抵押债务的余额部分可以再次抵押贷款）。

钱一周不到就到账了，但安茜事后回过神来，才发现这笔贷款收取的费用除了基本的利息，还包括“三费”，即服务费、保险费和担保费。“利率加三费，直接去到了近30%。100万元的借款，每个月要还2万，几乎九成都是在还利息。”

夫妻俩期盼着行业回暖，却迟迟未能等到。竭力保住鲍司的代价太过高昂，等到不得不放下执念时，已然泥足深陷。最初，两人还计划着先保住一个人的征信，直到2023年年中，安茜的征信也溃了堤，“一个黑了，接着全黑了。”



（卢俊杰/图）

托底与漏底

退无可退，苏鹏决定向父母坦白。

这并非是做好了让双亲收拾烂摊子的打算，他最担心的还是逾期后被催收方“爆通讯录”（注：因部分贷款协议里包含个人信息收集和使用条款等原因，催收方会在发生逾期后不分时段地电话或短信“轰炸”借贷人通讯录中的联系人，以逼迫借贷人还款）。如果父母终究会知晓，他希望这个晴天霹雳至少由自己告知。

为了让父母过个好年，他将坦白时间定在了元宵节后的第一个周末。拨打电话前，他做了漫长的心理准备，忧心父母是否能承受得起这样的打击。那场对话的细节，苏鹏已不愿回忆，“这不是笔小数目，说出来，家庭多多少少都被破坏了。”

实际上，父母并没有为苏鹏托底的义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除非父母作为共同借款人签署借贷合同，或者以担保人的身份订立有效担保合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即便从法律意义上并不存在“子债父偿”，苏鹏的父母还是决定帮他清偿债务。“他们觉得靠我那点工资，这么多钱不知得还到猴年马月。年纪轻轻就顶着黑了的征信，以后要怎么办？”

3月初，父母拿出积蓄为苏鹏结清了所有负债。挣脱了利息膨胀的梦魇，苏鹏觉得如释重负，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愧疚。开具完结清证明后，他打算将这些贷款App彻底卸载。不过，因为五个平台均已逾期，这依然会在他的个人信用报告中留下负面记录。据《征信业管理条例》，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期5年。

安茜就没那么幸运了。80后的她上有老、下有小，没人能为夫妻俩托底。当他们成为负债人后，整个家的底就漏了。

2024年年初，那个倾注了两人梦想和全部储蓄的公司最终被注销。此后的一年里，夫妻俩都在努力找工作还债。最初，考虑到月薪三五千元的文职岗位很难填平如此庞大的债务，安茜的丈夫希望能重拾旧业。然而地产行情惨淡，即便有管理岗招募，年龄也限定在30岁左右。后来，他对行业、职位、薪资已经没有任何要求，但用人单位还是想要“年轻的”，质疑他“怎么快四十才想到转行”。

去当网约车司机呢？二人名下曾有一台“稍好”的车，但早已卖掉还债，剩下的一台已经超过了平台要求的车龄年限。租车呢？看似起点低，但算完账，更像是在帮他人养车。再投资一辆新车？资金从哪里来？要不出省甚至出国务工？凑不到启动资金不说，谁又能帮忙照顾年迈的双亲和年幼的子女。安茜进退维谷。

职业空窗期，二人只能靠兼职维持生计。丈夫在一家本地的生鲜电商平台做分拣员，时薪在一二十元左右。安茜则在某物流服务平台做外包客服，接听时段需要在平台自行抢单，越是高峰时段，竞争越激烈。客服工作通常按成功接听人次计酬，即便一天能抢到2-3小时的时段，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足千元。

最初，安茜会主动联系出借方，坦承家中境况，希望争取展期（注：指债务到期时，债权双方协商延长原定还款期限）。相较之下，银行会相对“好沟通”。2024年房贷逾期后，安茜曾与贷款的国有银行达成了展期半年的协议，条件是在展期届满前全额清偿所欠本息。小额贷平台则不同，要么找不到对接人，要么客服答应反馈，但随后便会被海量的催收信息淹没。

“只要不关机，一个小时就有二三十通电话，都是不同的号码换着人打。有的还能好言提醒，有的说话就很难听，会问你爸妈知道么？你儿子女儿的学校知道么？还会威胁说，不还钱，明天就上门。”考虑到二老有高血压，他们当时尚未告知，只能恳请催收方顾及老人身体。可对方不以为意，改天就敲开了老人的房门，要求查核房产。

相比负债，兼职的收入杯水车薪。安茜的丈夫仍在投简历，但暴力催收的阴影始终高悬。“很神奇，只要你找到工作，催收电话很快就打到公司前台，工作可能就黄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问题是，当我每天被电话轰炸、无法生活，甚至因此丢了工作，还怎么还钱呢？”不久后，夫妻俩双双更换了电话号码，成为催收方眼中“故意失联”的负债人。

二人购于广州的房子，目前由父母居住，已被抵押。自住的佛山房产也在挂牌出售，虽然已经足额交满七年房贷，但既然供不起了，安茜也并不执意留下。在附近租房每月需3000元左右，是月供的三分之一。可房子自2024年1月挂牌，已多次降价，无奈房源太多，看房的人却寥寥。作为家中唯一可变现的资产，这套房的购入价是220万元，但近期同片区类似户型的成交价已跌至160万元，比安茜的心理价位至少低了20万元。

更让她担忧的是，半年的展期已于两个月前到期，她依然没有还款的能力。若银行拒绝二次展期，房子可能会被收回拍卖。法拍房的成交价常常低于市价。届时，夫妻俩可能不仅需要补足与剩余贷款本息之间的差额，还需承担评估费、执行费等额外费用。为此，安茜设定了半年的倒计时，如果到时工作依然没有转机，就只能割肉处理。

如果丈夫不出来创业，现状是否会不同？安茜也曾有过怨怼，但经过一番推演，又觉得那些看似分岔的路口，实则殊途同归。既然命中“必有这一劫”，她只能坚强。“很多欠债人不是恶意借款不还，有很多曾经也是社会各行业的人才，也曾努力创业，为GDP、就业率贡献过力量。我们只希望能有一些活下去的空间，能正常工作，努力挣钱还清债务。你还得要活着，你不活着，小的怎么办？老的怎么办？四十岁不是正值壮年么？总还是有机会的吧？”

2025年2月底，江苏银行接连挂出4批个人不良贷款转让项目，引发网上热议。根据转让公告，这4批不良贷款全部来自个人网贷产品，未偿本息合计约70.9亿元，涉及到的借款人户数近33万户，借款人加权平均年龄约为38岁。



还有所谓“债务优化中介”忽悠负债人通过做高房价骗取银行住房按揭贷款，甚至伪造经营资质骗取经营贷，导致债务越“优化”越多……（卢俊杰/图）

“救命稻草”

最近几年，王敏处理过大量金融机构合同纠纷案件。她是四川明之鉴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工作的律所客户覆盖国有五大行。

为持续优化资产质量指标并满足金融监管要求，银行需要按节奏做好不良资产压降工作。2023年发布的《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将金融资产按照风险程度分为五类——正常类、关注类、次级类、可疑类、损失类，后三类合称不良资产。《办法》明确规定，金融资产逾期后应至少归为关注类，逾期超过90天、270天应至少归为次级类、可疑类，逾期超过360天应归为损失类。

逾期发生后，银行会首先通过短信、电话等途径履行债务催告义务。一段时间催收未果，金融机构则会委托律所启动司法追偿程序。

一般情况下，移交到王敏手中的案件逾期都已超过90天。“以房贷为例，若银行当季清逾目标为1000万元，则律所同期代理案件的总金额通常远超于此，以留有一定空间。律师可以自行调控先操作哪些‘好收’的案子，以何种方式协助银行完成清收任务。”王敏介绍。

个人贷款案件金额小、数量大、情况杂、执行难，而基层法院诉讼资源有限，既受结案率等审判质效考核指标约束，又有社会维稳考量，故而个人贷款逾期案件立案常常需要排期（注：会出现同样是信用卡逾期，有人欠款3年才被起诉，有的刚过90天就收到传票）。故而正式提起诉讼前，律师会先进行诉前协商，旨在促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调解方案。

就王敏的处理经历，如果债务人在协商时只一味归咎于外因、推卸责任，是很难达成一致的，后续大概率会直接启动诉讼；反之，如果借款人愿意主动沟通，且确有还款意愿，只是由于内外部原因暂时还款困难，律师在核实后会建议借款人先想办法清偿逾期款项，这是协商后续方案（包括展期、分期、酌情减免部分利息或滞纳金等）的前提。“贷款逾期后，银行系统会自动计算并生成利息、罚息，有些银行必须按系统显示的金额全额偿还才能消除逾期记录，这一过程无法通过人工方式修改。”

协商过程中，除了还款意愿，还款能力是关键。王敏能明显感受到这几年许多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在减弱，协商的成功率在下降。“以房贷为例，2017到2019年间房价涨得比较快，只要发出律师函或进入诉讼流程，当事人马上就现身了。他们是有钱还的，只不过因为各种原因造成了逾期。最近两年则不同，很多当事人明显掏不出钱了。还款计划变更的目的是降低再次逾期的风险，如果不具备最基本的清逾能力，银行帮他做展期等债务重组计划也没有意义。”王敏说。

若未能达成有效协议，银行将依法提起诉讼，借款人可能面临财产强制执行、纳入限制高消费人员名单等法律后果。当前市场上，部分机构恰恰会利用负债人对逾期后果的畏惧和逃避心理，打着“债务咨询”“法务援助”“征信修复”等旗号收取斑额服务费，反而进一步加重债务人的经济负担。

在向父母坦白前，苏鹏就曾做过最后的挣扎。他在百度上搜索“债务优化”，在海量的搜索结果中选了一家带有“律所”字样的机构。加了销售微信后，对方向他展示了过往“战绩”，并为他定制了一套“债务优化方案”。

当时，苏鹏即将面临大面积逾期，惊慌失措，突然有“专业人士”伸出援手，不仅可以托管催收电话，还能跟平台协商“减免利息，只还本金”，他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这根“稻草”的价格是15000元（注：服务费为欠款总额的4%，不同机构的报价还可能为8%，甚至10%）。根据约定，这笔钱会分三次支付，对方整理好资料后，苏鹏需要先行支付预付款，协商阶段支付第二笔，“成功”后结清余款。

“律所”效率很高，完成首笔支付的第三天，便发来了“协商成功”的证据——一段约30秒的录音。苏鹏喜出望外，立马结清了尾款。冷静下来后，他猛然意识到那段录音内容仅仅是一方询问了欠款情况，并未提及任何实质性的协商成果。他慌忙致电平台客服想要确认是否有新的还款方案，却被告知并无协商记录。

苏鹏立即联系“律所”，对方信誓旦旦地表示，没有记录很正常，因为他们是直接与平台资方沟通，因此也无法给出进一步的证据。苏鹏心底一凉，知道自己上当了。

彼时已然全面逾期，他只能硬着头皮与平台客服直接沟通，承诺在规定日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希望对方能减免利息。幸运的是，申请提交几日后，顺利获批。随后，他又陆续与其他平台沟通。一番尝试下来，他意识到好像并不存在所谓的由谁去谈或者用什么独特的话术成功概率更高，这跟平台不同阶段的政策有关，“有的平台就是什么余地也不给；有的平台只要你能尽快把本金还完，就愿意给方案。”

在王敏看来，不同平台确实可能存在政策差异。

以银行为例。银行会定期（如每季度或每半年度）计算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和不良贷款率，并根据当期利润、监管要求、资产质量压力等因素动态调整策略。此后，总行会根据各分行或支行的不良贷款情况、历史风险表现、区域经济环境等因素，分配不同的拨备任务。

如果银行当期整体不良率较低，则通常协商意愿不高，但对于确有困难且诚心沟通的客户，也愿意给予一些重组政策；反之，当不良率压力较大，银行为快速压降不良指标，则倾向于采取包为积极的协商策略，“能收尽收”。

在王敏看来，苏鹏此前联系的那家“律所”很可能就是一家“皮包公司”，所谓的对接“律师”也未必有律师执业证。“他们也是在打概率。有时候银行刚好有这个政策，他们就赚相应的钱，实际上债务人自己去沟通、提交相应的材料，审核通过也可以；如果没有，可能他们就进一步介绍客户去做垫资。垫资比债务人通过正规渠道与金融机构直接协商的成本要高得多。”

这类“债务协商代理”通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大量的“成功案例”，或者“慷慨”地分享“协商攻略”来引流，随后便声称个人协商成功率较低，专业债务机构出面才能争取包多优惠方案。除了诱导债务人支付高比例的维权提成、手续费、咨询费，部分违法违规的代理维权组织还会发起恶意投诉，教唆负债人伪造困难证明、重疾证明等材料。一旦这些违法行为被查实，债务人不仅无法缓解债务困局，还将面临法律责任风险。

王敏就曾在与债务人沟通时，遭遇过此类“代理”。“很多时候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相比当事人，这些号称是当事人‘叔叔’、‘舅舅’的人明显话更多。他们常常言之凿凿地宣称国家刚发布了什么政策、新出台了什么规定，但当我要求他们出示文件内容时，又根本拿不出。”

灰色地带

结清所有负债后，苏鹏找到那家“律所”要求退款，可对方以“已提供前期服务”为由拒绝，并称他之所以能谈成，正是靠他们的前期铺垫。苏鹏投诉到司法局，对方才逐渐态度缓和，但多次拉锯后，也仅同意“退一部分”。

这样“雪上加霜”的案例，杨丹也见过不少。她是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因为业余在社交媒体分享有关应对债务逾期的法律知识，杨丹结识了许多年轻的债务人。因为无处倾诉，很多人会在凌晨两三点私信她，一发就是一大段。

在杨丹看来，负债人一旦被骗，要求退款便困难重重。“如果对方是正规律所，还可以去司法局投诉；如果只是披着一层‘法律咨询公司’的外壳，一般会被认为是民事纠纷，公安无法立案，只能去法院起诉。到这一步，很多人要么没有精力维权，要么拿不出起诉费用，或者获赔金额还抵不过诉讼成本，并不值当，只能不了了之。”

交流得多了，杨丹对这个群体的认知也开始跳脱出最初的刻板印象——有的是初入社会，突然获得财务自主权无法自控地超前消费；有的贷款是为了给家里人治病，或者为父亲还赌债；有的是为了好找工作，去参加职业培训，反被套路贷；还有的不愿意拖累亲友，只身出国打工还债……“很多人对负债尤其是网贷群体会有天然的反感。实际上，这个群体内部千差万别，我们不能单纯以负债与否来评判一个人的品性，某种程度上这跟地域歧视没什么两样。”

通过负债人的讲述，杨丹得以一窥这个特殊群体所面临的形形色色的骗局——有的法律咨询公司会仿写官方热线号码（如号称“12387调解协商”“12278调解协商”等，而银行保险消费者投诉维权热线为“12378”）作为小程序名；有的会编造虚假名头，杜撰法律条款，引人入套；还有所谓“债务优化中介”忽悠负债人通过做高房价骗取银行住房按揭贷款，甚至伪造经营资质骗取经营贷，导致债务越“优化”越多……

有时候，她的视频还在告诫大家不要落入骗局，留言区便已有“代理”伪装成已经“上岸”的负债人或者负债人的亲友“花式”揽客，“删都删不完。”不过，最让她印象深刻的私信来自一位“同行”。后者自称在北京做律师，是某知名大学的法律硕士。其社交媒体显示，2022年该账号曾密集回复了大量贷款逾期类问题，但关注者较少。在注意到杨丹的分享吸引了一些负债群体后，他立即抛出了合作邀约，希望杨丹为其介绍有协商需求的负债人员。

对方的话术显然经过精心设计。他先是以“前某股份制银行总行逾期贷款管理人员”自居，又不经意地提及“妻子是部委公务员”。铺垫好身份后便开始“秀实力”，宣称“停息分期是常规操作，最低可本金三折结清”。接着再以利益诱惑，自称经手的大额逾期咨询，单笔收费可达万元，小额咨询时薪则按500元计，直言相熟的银行法务人员此类灰色收入每年可达数百万。

为表诚意，对方主动承诺若转介成功，可以拿出50%的咨询费作为介绍费。见杨丹依然不为所动，又打起同行应该互相信任的感情牌，仍旧无果后，立即切换话术，以前辈口吻继续施压，“现在不抓紧变现，流量没了就没了。”即便身为律师，谨慎和质疑是职业习惯，但杨丹也是事后细品才深感此间套路重重，遑论那些“病急乱投医”的负债人。

那么，是否存在所谓的“灰色地带”呢？

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表示，确有部分银行业（前）从业人员参与灰色产业。

据刘晓春介绍，不良资产的处置规模很大，贷款人的情况各不相同，统一的处置标准不仅难以适用，还可能诱发道德风险，银行保持弹性处置是必要的。这就使得银行工作人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做调研和协商，针对不同负债人，是全额收回，还是做个三五年分期，方案因人而异。

然而，基层人力有限，一些银行的分支机构可能三五个工作人员需要对接一百多个借款人，其中还包含不少债权本息在一两万元的小额案件。那么，部分实在精力有限的银行就会评估，假如一个不良资产包本息在100万元，自主清收大概能收回60万元，若有外包方承诺可以收回50万元，银行为了控制成本、降低违规风险，也愿意将催收任务外包给专业机构。而对于外包方，收回的差额部分就是利润。

2024年年初，某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信用卡中心就公布了207家委外催缴合作机构名单，其中包括43家催收公司和164家律师事务所。外包催收作为市场化处置手段已十分普遍，但也为灰黑产的出现提供了可乘之机。

“比如100万元的不良资产，原本应当收回50万元，一些外催机构可能跟银行内部人员关系好或者有利益输送，回收30万元就算完成任务。在巨大利益的刺激下，外催机构再敲骨吸髓似的暴力催收，甚至催收和‘反催收（注：向债务人收取债务减免服务费）’两份钱一起赚。”这样做当然有风险，但很多涉足灰黑产人员的心态是“能做多少算多少”。

2025年2月28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互联网金融个人网络消费信贷贷后催收风控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这是我国首个聚焦贷后催收业务的国家级规范。

《指引》明确了“催收红线”：催收作业不应在每日22：00至次日8：00进行，每日电话催收不能超过3次；金融机构和第三方催收机构应只向债务人催收，不应向联系人催收；金融机构和第三方催收机构应对催收记录进行定期自查，每年至少一次；金融机构与第三方催收机构应加强催收人员管理，需明确具体负责催收业务的管理部门，指定一名高级管理人员负责管理相关工作，有条件的可组建专业催收团队。

杨丹最终“拉黑”了那位“同行”。事实上，她很少接负债人的案子，“这个群体本来就没有钱，有时候都不好意思收律师费；这个钱也不好挣，比如有负债人想要起诉债务优化公司，虽然案子有胜诉的概率，但很可能赢了官司也拿不到钱。所以即便对方已经接受了律师费报价，我还是会劝他三思，或者自行起诉。他有权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如果在债务累累的情况下又花费了较多的诉讼和律师费，最终一分钱也得不到，对律师的执业也是有风险的。”

所以通常遇到负债人私信求助，她会建议对方直接去看自己此前分享的相关内容。部分人会听从建议自行研究，但也有不少人心浮气躁，六神无主，已经看不进任何文字，希望直接获得明确指导，找一条捷径；要么就是一上来就询问能否本金打折，抑或一味指责平台，抱怨外界，自己没有吸取任何教训。

杨丹性格直率，她会直接“骂醒”对方，“我们的后续沟通是建立在一个共识上：平台方的利率再高，只要是符合法律规定，你作为成年人签了合同，就有义务去还，这些借钱的机构也不是在做公益。既然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你只能接受，努力通过合法途径降低损失，你必须冷静，不然要如何自救？”

可即便如此，她有时候也只能接受“叫不醒装睡的人，救不了想跳崖的鬼”，“对有些人，上当是必然的，否则不会死心。对方说得越神秘，他们越是受用，因为人总会选择相信那些更符合自己期待的事。”



刘晓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受访者提供/图）

纾困与风控

2025年1月10日，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披露了2024年四季度不良贷款转让业务最新数据。从2024年4个季度的数据来看，过去一年的不良贷款转让业务挂牌规模、成交规模，以及挂牌项目数量、成交项目数量均在逐季度攀升。多项指标创下自2021年不良贷款批量转让试点业务开启以来的历史新高。

2024年全年成交的个人不良贷款规模达1583.5亿元，同比增长64%，占不良贷款总成交额近七成。2024年四季度数据显示，从个人不良贷款资产构成看，个人消费贷款占比最高，达到66%；其次是个人经营贷款（19.1%）和信用卡透支（14.9%）。

在经济周期承压的背景下，加快不良资产出清成为金融机构的重要任务。不良资产包的出让方以股份行和消费金融公司为主，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则是主要接盘方。与资产包成交规模日益膨胀相对的是，平均折扣率及本金回收率的持续缩水。银登中心的数据显示，2024年第四季度，批量个人业务平均折扣率为4.8%，平均本金回收率为7.3%，较2023年同期分别下降了20和50个基点。

对银行业来说，零售业务风险上升是行业的趋势性现象,未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各方都在摸索和调整，以适应当前个人债务的新形势。

在刘晓春看来，过去受限于手工操作和线下风控制约，银行小微贷款及个人贷款业务规模相对有限，客户经理可以逐步积累风险识别能力和业务经验。而这些年，大家都在追求零售业务的规模扩张，量上得太快，新手也多，为抢占市场份额，风险准入门槛可能会不断降低；再加上前后台分工割裂，贷款是客户经理来放，一旦收不回来，就交由风险管理部门，后者又需要重新接触客户；此外，在助贷和联合贷业务模式下，银行与终端借款人之间存在中介机构隔离，不仅弱化了银行对借款人的直接风险评估能力，不利于贷后管理，也会导致借款综合成本上涨，银行获取的利息不变，却无形中推高了客户的整体债务负担和违约风险。

2025年3月，平安银行行长冀光恒在业绩发布会上反思了零售业务遭遇的“阵痛”。坦言过去在整个顺周期的情况下，经济高涨的时候，平安银行以较好的方式较快地做到了“跑马圈地”，迅速做大规模，把零售做起来了。但是在后来的经济调整期中，平安银行的产品策略和风险策略调整稍微慢了一些。

不过，当前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承压，鉴于零售贷款比对公贷款具有更高的定价优势，零售信贷业务仍被许多银行作为重要的资产投放方向，零售贷款占比还会进一步扩张。

3月16日，中办国办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第29条提到“强化信贷支持”，包括鼓励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加大个人消费贷款投放力度，合理设置消费贷款额度、期限、利率；支持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优化个人消费贷款偿还方式，有序开展续贷工作。

同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印发的《关于发展消费金融助力提振消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对于信用良好、有大额消费需求的客户，个人消费贷款自主支付的金额上限可阶段性从30万元提高至50万元，个人互联网消费贷款金额上限可阶段性从20万元提高至30万元。《通知》进一步提到要“开展个人消费贷款纾困”，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借款人的信用记录、还款保障，针对暂时遇到困难的借款人，合理商定贷款偿还的期限、频次。



（卢俊杰/图）

《通知》出台后，“4000家银行大战‘消费贷’”的话题一度冲上热搜。部分银行还开启了“裂变”和“团购”的“花式营销”：只要凑齐20人，就可以团购旗下某贷款产品，最高额度60万元，最长5年，最低利率可低至2.68%；或者用户作为发起人可邀请存量客户或新客参与贷款活动，成团人数为50人，邀请达标后，发起人可以得到150万元的贷款额度，年化利率2.7%。

不过，在苏州从事贷款中介的孙权认为，银行“卷”利率和额度的背后，授信依然是差异化的，新政并非在盲目“放水”，银行依然会按照风控的逻辑进行定价，支持的还是信用良好的优质客群，纾困措施同样针对的是信用良好、暂时遇到困难的客群。“好的产品需要好的条件，降利率、加额度，申请获批的门槛也会抬高。50万的消费贷，7年期，月息两厘算利率够低了，算下来月供也在7000元左右，再加上房贷车贷，如果月薪没有两万元以上，几乎没得做。针对一般收入的低息产品也有，但通常是宽松一段时间，逾期率一高，马上就会收紧。”

在刘晓春看来，相对于部分银行的“高调”营销，政策在消费贷方面“并不高调”，“决策层也知道，如果鼓励过头，可能会带来一波新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银行的不良资产，过度营销也会导致很多人超越自身收入和还款能力去贷款消费，引发很多社会问题。说到底，消费提高的前提还是收入水平的改善，贷款只能解决一时，过度强调投放规模，终会被‘反噬’。所以，政策在鼓励银行业优化个人消费贷款偿还方式和续贷工作的同时，也对其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据《证券时报》3月30日的报道，多家股份行、国有大行的地方分行已接到总行通知，4月起信用消费贷产品年化利率或上调至不低于3%。

跟几年前相比，孙权的客户少了许多。这并非因为需求的人少了，恰恰是因为需求的人在变多，但符合银行贷款要求的人变少了。“以前一个工薪族能做个30万元，甚至还能撬动一些杠杆。现在不行了，很多负债人找来希望我们帮他‘优化’一下，比如做一笔利率较低的银行大额贷款去填之前的高利率的坑，但80%都通过不了银行的审核。”

孙权近期遇到的一个客户，恋爱遇到“渣男”，对方拿她的手机网贷了几十笔，到分手时已经滚到了百余笔，负债高达六七十万元。她希望拿自己的一套全款房去银行抵押，贷出一笔钱把账平掉。但因为征信太差，即便有抵押，银行也不接受。这位客户只能转向民间借贷，“利率一分（月利率1%）出头”。她的计划是用这笔钱还完网贷后，待几个月后征信改善，再尝试从银行贷款，还完民间的那笔，之后再按月去还银行的贷款。代价高昂，道路蜿蜒，一切只为“上岸”。

坎坷“上岸”的苏鹏正在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前点外卖“想吃就点”的豪气消失了，一旦超过30元，他就要纠结好一阵。待租房合同到期，他打算换个更便宜的房子。3月工资发放后，他第一时间给父母转去了5500元。接下来，他计划每月发薪日先偿还一部分借款，剩余部分存进微信、支付宝或银行卡，这样方便查看账单，做到心中有数。

苏鹏把这段经历视作自己人生至今代价最惨重的一课。在大学期间，曾有一位同学因校园贷负债17万元。“当时我还暗想，一个人怎么能欠这么多钱。后来才发现，我没资格说别人。”

诱惑当然还存在。距离“上岸”不足一个月，苏鹏并不知道日后自己能坚持到什么程度。相比过度负债后再竭力寻找“上岸”良策，如何事先建立起合理负债的理念更为重要。“我现在依然期待去听演唱会，但会等到自己攒了足够的钱再去。如果这么惨痛的代价还教不会我，那我也没救了。”

遇到一些债务负担过重的人，孙权总忍不住劝对方不要再碰网贷，也时常因此被客户怼到无言以对，“他们会说，‘我是花钱找你解决问题的，你解决不了，反而跟我说一堆大道理。道理谁不懂啊？但我也只能继续往下走。’化债的办法再多，如果负债人自己不改变，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

以贷款中介为业的孙权，自己对贷款的态度反而十分谨慎。他新婚不久，夫妻俩早就想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首付早已攒够，但迟迟不敢出手，“我考虑的东西很多，房价跌了还能接受，最担心的是万一失业了，没有进项，房贷还有30年要怎么办？无论大环境如何起伏，压力终究要个人自己背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