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反对《审判长答记者问》这个通报形式，认为是一种法官的自我辩护，程序上有问题。可如果考虑到许多大案要案，不是署名审判长一人的判决，是审委会的集体决定，“审判长”答记者问就可以作为法院对外释法的方式，也有其实际价值。

山西大同市中级法院在维持“订婚强奸案”一审判决后，也采取了《审判长答记者问》这个文体，用意也在此。对于这么一个不公开审理的案子，“审判长”披露了诸多事实信息，回答了强奸罪构成的证据情况，还解释了案件审理的相关背景。

从16日宣判至今的两天里，二审判决即审判长答疑都未能止息纷争，席某某强奸罪的罪名颇受指摘。“审判长”为了保护个人隐私而选择的案情披露方式，未能说服很多男性围观者——“审判长”尽可能披露的核心定罪依据，被这些人用来编织耸动言论。

他们认为，受害者处女膜完整就说明强奸罪名不成立，尽管“审判长”早已普过法，它的完整与否不是肯定或否定强奸罪行的依据。但这些人在互相强化这样的意见：只要受害者处女膜完整，就不存在强奸行为，就不该以强奸论处。

那些担心《审判长答记者问》或妨碍程序正义的人可以放心了，这种信息披露方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此公布于众的一些证据信息，成为延续一直笼罩在此案上的舆论审判的动力，继续强化偏激的、男凝的舆论视角对这一案件的挑刺。

不需要多少法律知识，如果“审判长”披露的证据确凿，席某某被判处强奸罪是没有问题的。用强奸既遂还是未遂来挑剔罪名，有混淆视听的嫌疑。而一些法学教授、专业律师对这一失焦点的鼓噪，鼓励了某些更不堪的立场与荒唐的观点。

有论者认为，山西“订婚强奸案”造成了有害的社会影响，导致了男性恐慌，引发了“婚恋信任危机”。这样的判断过于冒失，也很冒犯，不禁让人怀疑：一个什么样的男性，才能共情一个强奸犯，并从他被判强奸罪的判决中感到恐慌？

大同中院的判决重申了强奸罪的定罪依据，划出了订婚彩礼也无法超越女性性同意的一道红线。如果“男性恐慌”指的是对罪与非罪的那条界线的恐慌，那如此“恐慌”的男性多多益善。通常在这样的场景下，男的恐慌程度尚未达标，还有进步空间。

“男性恐慌论”不是一个法律辩论题，而是一道议舆论引导题，非常尴尬且奇妙地击中了某些腐败的男本位思想——好像是，司法机关利用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判决，要向社会传达法律信息，而有些男的竟然认为自己的“恐慌”才是法庭要关注的重点。

通过评论区发言可知，所谓“男性恐慌”的逻辑起点，是怕在金钱为基础的男女关系中，男的被女的“仙人跳”，从而失去金钱也失去自由。男性恐慌论的本质，是把男女关系视作一种交易行为，认为只要付钱了，就享有对女性的自由交配权。

不需要多少新闻储备就能看到，这种“男性恐慌”理论与人口贩卖理论如出一辙，运行在诸如铁链女那样的残酷事件中。当一些男性为席某某打抱不平时，他们不是站在真正的法律商榷位置，而是以恐慌为名发表了“我也要有个铁链女”的宣言。

说大同订婚强奸案判决会造成“婚恋信任危机”，同样经不起稍微周全的辨析。假如一个男的有幸处在婚恋中，却认为会因性行为而被伴侣状告强奸，还得不到司法救济，就此心惊肉跳——那最好的选择是赶紧断绝这种危险关系，而非继续铤而走险。

迥异于强奸罪对女性造成的身心创伤，当某些男性大谈“男性恐慌”“婚恋信任危机”时，重点并不是他们受到想象中的伤害，而是失去他们用暴力甚至罪行也无法挽回的控制力。假如女性听凭他们摆布，他们手里攥着铁链或锁匙，他们就不会恐慌，也没有危机。

从各方面看，山西订婚强奸案的判决都在日益泛滥的订婚彩礼冲突中，乃至形形色色的社交场景，强调了法的存在、法的裁量以及罪的惩罚。一些人感到恐惧，本来是好的开始。但从一些论调看，有人不是用恐惧来修身养性，而是抨击它妨碍了恣意任性。

相信持有“男性恐慌论”的一些人，也曾对铁链女事件义愤填膺，可当男性能用金钱交易掌控女人的这一本质，转移到相对正常的男女关系中，他们就无从辨认了。铁链女无法反抗，山西订婚强奸案中的受害者反抗了，却遭“男性恐慌”论围攻。

山西订婚强奸案的判决，正在社会领域及舆论形势上产生正面效果。如果判决真的造成部分男性恐慌，岂不正是他们提高男德的机会？婚恋关系中的信任危机，单靠男的手握铁链是解决不了的——而当一个男的信从“男性恐慌”论的蛊惑时，他可能踏上了犯罪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