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中共“依法治国”就是一个笑话

1997年中共将“依法治国”方略写进十五大报告至今，高喊“依法治国”已经28年了，中共仍在不断地、批量地、故意地制造冤假错案。中共的“依法治国”仍是一个笑话。

这里，以我个人亲历的刑事诉讼过程为例，谈一谈中共“依法治国”的虚伪与荒谬。

2008年7月11日至2013年7月10日，仅仅因为我以寄挂号信的方式，就法轮功问题，向中共最高层领导等讲真话，我被中共非法判刑五年。

我亲历的刑事诉讼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共公、检、法、司的相关官员都在知法犯法，执法犯法，欺上骗下，儿戏法律，玩弄法律。

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我被拘留后，警方不仅没有在24小时内通知我的家属，而且在整个拘留期间，警方一直没有通知我的家属。而我既不存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也不存在“涉嫌恐怖活动犯罪”。

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24小时以内进行讯问。”

我是在2008年7月11日被警方以“传唤”的名义押解到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的。传唤结束后，警方立即宣布对我实施“刑事拘留”。

刑事拘留的最长期限是37天。我在被刑事拘留后的54天内，没有一位警官讯问过我一次。

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除无法通知的以外，（警方）应当在逮捕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我被逮捕后，警方不仅没有在24小时以内通知我的家属，而且一直没有通知我的家属。

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我被刑拘后，直到警方“侦查”终结，讯问我的侦查人员一直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不少于二人”。

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法院应在开庭三日前将传票送达被告人。

我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从未收到过法院的传票。2009年10月7日清晨，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还没有到起床时间，我突然被警官叫醒，让我出去。我不知道出去干什么，睡眼惺忪间，我穿一双凉拖鞋，下身穿一条秋裤，上身穿一件毛衣，就跟着出去了。之后，我被直接押解到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一进法庭，才知道是对我的案子宣判。

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鉴定人属于证人，鉴定结论属于证言。

在我致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上诉状》中明确指出：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鉴定人对我的电脑、U盘、MP3作出的鉴定结论是伪造的。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法官徐丽文将这个伪造的鉴定结论（伪证）“认定”为我的犯罪证据是严重违法行为。我要求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法官依法在法庭上质证、查实这个鉴定结论的真假。

但是，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法官、我的上诉案的审判长贾连春，却有法不依，不仅不依法在法庭上质证、查实上述鉴定结论的真假，而且我从上诉之日起一直到2009年11月26日我被通知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个小窗口领取终审裁定书之日，我从来没有见过贾连春法官。

刑事诉讼法第6条规定，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法官贾连春制作的《（2009）一中刑终字第3381号刑事裁定书》中，列举的我的“犯罪证据6”写道：“证人陈平证言，证明2008年2月以来，自己先后收到8封王友群寄来的信”。

这个所谓的“犯罪证据6”，原本出现在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法官徐丽文制作的一审判决书中。

2009年10月13日，我在致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上诉状》中，写得清清楚楚：我从来没有给一个叫“陈平”的人寄过信。这个证人证言是假的。

但是，贾连春法官却在盖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红色大印的终审裁定书上写着“证人陈平证言”。这份裁定书写道：“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本院经审核予以确认”。

这个“证人陈平证言”，经过审判长贾连春法官，代理审判员刘璐、翟长玺，书记员顾昕四个人的眼睛看过。这个终审裁定书是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名义下达的，肯定要上报法院有关领导批准，这个法院领导也应该看过。

我从来没有给“陈平”寄过信，贾连春、刘璐、翟长玺三个法官却在终审裁定书中“确认”我给“陈平”寄过信。这完全是瞪着眼睛说瞎话！

2007年8月10日，就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查处赖昌星”的批示被泄露给赖昌星本人这一泄露绝密文件案，我写了一封致宋平等13位老干部的信，要求依法查处这个隐藏在中共最高层、向赖昌星泄露绝密文件者。

为了防止这封信日后被法院认定为我的“犯罪证据”，我事先采取了7个防范措施：

第一，这封信不是写给一个人的，而是写给宋平等13位退休的老干部的。宋平等13位老干部分别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宋平，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前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候宗宾、曹庆泽、徐青、刘丽英、傅杰、彭吉龙。至2008年7月11日我被非法抓进看守所之日，长达335天，我未听到13位老干部说我给他们寄此信有任何错。

第二，这封信不只寄给了一个人，而是寄给了6个人，包括13位老干部中的两个代表：宋平、尉健行，中纪委监察部领导中的两个代表：何勇、干以胜，以及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办事处610办公室官员韩军。至2008年7月11日我被非法抓捕之日，长达335天，宋平、尉健行、何勇、干以胜4位领导没有一个人说我给他们寄此信有任何错。

第三，我亲笔手写了一封致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的信《关于一封重要信件的报告》，将这封信什么时间写的，写给谁的，标题是什么，寄给谁，是否准备在美国最有影响的中英文媒体上公开发表等，写得清清楚楚。当时的中纪委领导，包括121位中纪委委员（其中有18位中纪委常委、7位中纪委副书记、1位中纪委书记），监察部领导包括1位部长、3位副部长。我将这封信向中纪委监察部领导报告了，那么，这125位中纪委监察部领导都有责任证明这封信是否存在违法问题。

第四，上述6封信，是在写作当天，在北京市新街口邮局，以挂号信方式邮寄的。挂号凭证号码是： XA04849347711、XA04849348511、XA04849349411、XA04849350311、XA04849340111、XA04849333511号，发票号码是：08238264号。

第五，这是一封准备在美国最有影响的中英文媒体上公开发表的信。因为我写的任何反映我的真实想法的文字，在中国大陆不可能公开发表。但是，我自信，这封信经得起全世界人民的检验。如果有必要，可以全文公开发表。这封信是否存在违法犯罪问题，70亿地球人中，凡是有常识和良知的人，都可作证。

第六，我写作、邮寄上述信符合宪法的明文规定。宪法第40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第七，我保留了这封信的底稿。

我给宋平等13位老干部写这封信，不仅没有任何错，相反，是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对子孙后代负责，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值得充分肯定。

但是，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法官徐丽文，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法官贾连春，竟然把这封信认定为我的“犯罪证据”。

这是颠倒黑白、以是为非、以正为邪、以善为恶、践踏人权、破坏法治、利用人民法院破坏法律实施的严重犯罪行为。

罪刑法定原则是世界各国刑法中最普遍、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中共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认定法轮功是X教。

2000年和2005年，中共公安部先后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和《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9号）。两个通知都说，到目前为止，认定的邪教有14种，其中没有法轮功。

我却因为坚持在法轮功问题上讲真话，被中共扣上“利用X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罪名，被非法判刑五年。

2010月9月9日、11日，在北京市前进监狱第一分监区，我依法给当时的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等写了10封检举信，上交柳刚警官。

柳刚警官竟然以“这里是监狱”为由，将我的10封检举信全部非法扣押。

2011年11月，就柳刚警官非法扣押我的10封检举信，我写了致前进监狱副监狱长薛英奎的检举信，提出两点强烈要求：第一，依法查处柳刚警官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第二，柳刚警官必须赔偿我的物质和精神损失不得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

信写好后，上交第十一分监狱副指导员任洪胜；任洪胜上交第十一分监区指导员刘光辉。

似乎对法轮功有深仇大恨、靠迫害法轮功升官的刘光辉，收到我的检举信之后，没有找我谈过一次话，也没有向公、检、法控告我“诬陷”、“敲诈勒索”柳刚警官。

直到我2013年7月10日出狱之日，长达1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我没有听到刘光辉对此信说一个“不”字。

综上所述，在我亲历的刑事诉讼过程中，没有一位警官、检察官、法官、狱警按照中共“依法治国”方略依法办事，全都在玩权弄法，破坏法治，践踏人权。

中共声称：“党政军学民，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也就是说，中共自己承认它搞的是一党专制、一党独裁、一党极权的“党天下”。

党什么都管的必然结果是：党高于法，权大于法；法律法规必然成为党玩弄于股掌间的玩意儿。党要整某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党不想整某人，即便他犯了天大的罪，也啥事没有。

中共建政76年来，这样的戏一直在反复重演。

中共是全世界最无法无天的党。只要中共当政一天，对中共“依法治国”，就不要存一丝一毫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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