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横跳，南宋“幼稚”外交

因为有着共同的敌人“金国”，南宋和蒙古经多次出使会晤，于1220年达成了一项协议–联合灭金。只是双方的蜜月期很短，而且其后的“精彩”也是一言难尽。

1227年西夏将亡时，蒙古考虑到潼关难克且有重兵屯守，就派使者至临安和宋廷商量借道伐金事宜。但出乎蒙古人的预料，原本同意灭金的宋廷，用两个他们难以接受的理由拒绝了借道之请。

其一，国书内容不对。宋廷称两国没有交战或军事摩擦，所以不应该称和约，“夫有争而后和，吾与汝未尝争也，何曰讲和？此书名虽正，而言大不顺矣”。

其二，蒙使随身佩戴的腰牌上刻有“如朕亲临，便宜行事”等字。夷狄怎能僭越称“朕”，宋廷认为蒙人是在侮辱和挑衅大宋，“欲臣妾我，使吾国尽行投拜”。

借道被拒，蒙古人也用宋廷没预想到的方式来表明态度。

当年四月，蒙古派军从甘肃向南入寇，吓得四川制置使郑损直接放弃成、风、天水、阶、西和等关外五州，即丁亥之变。宋使圈常说南宋顶住蒙人半个世纪，就是从丁亥之变开始算起的。

虽然两国交恶，但考虑到“潼关-黄河”防线确实难破，蒙古大汗窝阔台在1230年主动派李邦瑞出使南宋，希望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借道问题。只是宋廷还记着被揍的仇，李邦瑞连续两次都是刚到宋境，就被边将阻回。

窝阔台有些不死心，派李邦瑞从东路（山东）第三次出使，同时命另一使臣速不罕从西路（四川）尝试入境，这次南宋的反应就有些炸裂了。

李邦瑞不仅顺利入境，还得到了比较积极的回应，宋廷原则上同意在“借道、借粮、助兵”这三项上提供帮助。而西路的速不罕到陕西略阳，刚表明来意就被守将捉拿并斩首。

南宋之所以表现得这么混乱，是因为此时南宋内部也正分成两派争得不可开交。一派认为当联合蒙古，以报靖康之仇。另一派则觉得唇亡齿寒，不能再干“联金灭辽”的蠢事了。川陕方面的守将，八成是想用斩杀使臣来邀功或逼迫朝廷站队。

但为解决灭金这个战略问题，窝阔台压下了斩使之仇，在1232年又派王辑出使南宋，继续协商借道事宜。这一次蒙古获取了南宋实质性地承诺，提供粮食十万石并出兵四万。不是王辑口才好，是南宋难以拒绝蒙古的条件，“许河南之地归南国”。

但是南宋方面犯了个错误，没跟蒙古明确“河南”的具体意思。

1234年金国灭亡，蒙、宋军队以“陈州、蔡州”为界，各自罢兵而还。此时南宋理所当然的认为，“河南”为黄河以南的全部土地。而蒙古方面对于“河南”的解释，仅为金国的“南京路”。

南宋没有意识到双方对“河南”定义不同，就没有知会蒙古直接发兵北上去接收开封、洛阳等故土，即“端平入洛”。蒙古人则认为南宋是毁约明抢，就发兵将北上的宋军击退。最终的结果是六万宋军耗时三个月、大量钱粮，死伤过半却寸土未得。

当年末蒙古遣使责难南宋“败盟”，由于理亏再加上宋军新败，宋廷只好许岁币以和（具体数量史籍未载）。后蒙古方面又觉得南宋给的岁币太少，在1238年命王辑出使，要求将岁币提高至20万贯，宋廷未同意。

1240年蒙古方面再次命王辑出使临安，讨论岁币问题。这次宋廷又玩了骚操作，不谈判直接把王辑给关入大牢（1243年才释放）。王辑被扣后，蒙古又派月里麻丝出使南宋，一样被投入大牢（关了三十多年）。

1251年蒙哥称汗后，也派出使团试图就岁币与南宋达成一致，南宋还是强硬拒绝谈判，宋蒙战争正式开启。1259年蒙哥兵分三路大举入侵南宋，结果把自己折在了钓鱼城下。

由于要率兵和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忽必烈在前线与南宋权臣贾似道媾和。贾似道以20万岁币为条件，换取忽必烈撤兵和不再攻宋的承诺。只是双方短时间内都无法出具国书确认这些，忽必烈留下句“果有事大之心，当请于朝”就北返了。

忽必烈希望贾似道言而有信，贾似道则觉得忽必烈只是想找撤兵的台阶，毕竟大汗之位比二十万岁币值钱多了。所以贾似道在向朝廷汇报蒙军撤退之事时，就没说他同意了20万岁币。

1260年忽必烈派赫经携国书出使南宋，要求确认之前的议和条款，国书里还特意提示宋廷别像之前那样玩虚的，“勿循前例，止作虚文”。贾似道为防私下媾和事泄，把郝经抓起来关在真州馆驿（关了16年）。

1261年忽必烈派使询问南宋赫经何在，宋廷没答复。1263年忽必烈再次询问此事，宋廷仍不答复。忽必烈遂以此为由称南宋背盟，重启战端。

1275年正月末，蒙古丞相伯颜率10万大军自湖口渡江并占领安庆。这下宋廷意识到大祸将临，遣使至伯颜处求和，“请还已降州郡，约贡岁币”。对此伯颜呲之以鼻，回复宋使，我如果还未过江，尚有议和纳贡的空间。现在沿江诸郡都归附大元，还有啥好谈的？

伯颜不想谈，远在大都的忽必烈却不知为啥觉得南宋天命未绝（有种说法是忽必烈被巫师忽悠了），命令伯颜与宋廷议和。但伯颜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继续开战，在“丁家州之战”击溃宋军13万。

忽必烈知悉后，派廉希贤持手诏南下止战并与宋廷议和。不论忽必烈是真给机会，还是有别的用意，南宋都没按忽必烈的预想出牌。

三月十五日，廉希贤率使团行至独松关被宋军袭杀。事后宋廷给出的解释是，“杀使之事太皇太后及嗣君实不知，皆边将之罪，当按诛之，愿输币，请罢兵通好”。伯颜不信，“彼为谲诈之计，以视我之虚实”。

但碍于忽必烈的命令，他又派议事官张羽等人持宋廷的答书前往临安谈判，这波人走到平江驿又被宋人拦截并全部斩杀，此后蒙元不再有议和之念。

蒙使连续被杀并不是时局混乱，宋廷难以约束各地驻军，而是此时宋廷上下陷入了一种恐慌性狂热。例如最后一任丞相陈宜中，完全不顾朝廷实际能力，一味高调呼战，敌视任何妥协的主张和行为。殿前指挥使韩震提议迁都，陈宜中就将他骗至家中处死。

主上即位之初，奉国书修好，汝国执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兴师问罪。去岁又无故杀害廉奉使等，谁之过欤？如欲我师不进，将效钱王纳土乎？李主出降乎？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

《元史?卷127?伯颜传》

十二月五日，伯颜率军攻至无锡，宋廷最后一次遣使求和。伯颜未理会议和条件，除了把宋廷一通骂之外，还给宋使列了两个宋朝实例，吴越钱氏和南唐李后主。当年他们也愿意纳土献币，宋廷的答复又是什么？

所以伯颜说，宋自小儿（7岁的柴宗训）之手得天下，又从小儿（5岁的宋恭帝）之手失天下，天道轮还，很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