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不落与新大陆：1930年贸易战

多数观点认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了1930年全球贸易战，加剧了大萧条。但作为当时全球最主要的债权国和贸易顺差国，本应享受贸易红利的美国为什么要“主动”加征关税？大萧条的经济衰退中，关税究竟产生了多大的拖累？

如果把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比作一场雪崩，那《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可能只是一片雪花，危机的根源之一在于金本位制度下，债务与贸易对货币体系产生的冲击。背后是康波周期追赶国（美国新大陆）对主导国（英国日不落）的挑战，美元的崛起撼动英镑霸主地位，旧秩序的崩溃与新秩序的孕育，是工业迭代在金融维度的投射。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它并没有实现保护农民的初衷，反而引发了全球范围的贸易战，但其本身对大萧条的影响有限，货币、债务、贸易编织的放大镜放大了冲击。更大的启示在于大萧条后各国的经济救助和产业发展思路：凯恩斯主义的兴起，舍弃金本位的制约，财政、货币的双宽；再工业化的共同选择，区别在于政策路径，美国扩大内需实现多元化的再工业化，德、日通过政府购买发展以军工为主的重工业。

报告要点

关税争端：新大陆的崛起，债务与货币交织下的贸易保护。

咆哮的20年代：一战后美国崛起，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债权国、贸易顺差国，黄金储备加速流入美国。1930年关税法案是1920s贸易保护的延续，美国对欧洲低价倾销&关税的反击。

新大陆vs日不落：美国出口规模超过英国成为全球贸易中心；黄金大幅流入美国（1924年占比超45%），美元对英镑霸主地位发起挑战。

繁荣下的危机：黄金供给无法匹配经济和贸易高增，且分配严重不均；美国为冲销黄金流入采取的货币紧缩为金本位的崩溃埋下了隐患。

1930关税法案贡献税率抬升的1/3，对大萧条的拖累远不如国内通缩。

从量税占应税商品2/3，税率的抬升中，关税法案仅贡献1/3，通缩贡献2/3。

对经济的影响：出口的拖累远小于国内需求的萎缩。

政策意图落空：保护农民效果有限、黄金流入未明显增加。

美国应对：退出金本位，转向凯恩斯主义，财政、货币的大幅双宽。

美国大萧条中经济的衰退主要是金本位制下，货币政策的约束不能在短期有力的刺激国内需求，加剧了国内通缩的压力。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并推出“罗斯福新政”，放弃金本位制，大幅货币宽松刺激国内需求，同时贬值美元换取出口优势。财政方面转向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支出。

他国应对：贸易战非简单报复，核心保护黄金储备，货币集团重塑贸易格局。

关税反击：美洲国家经济依赖倒逼防御性反击；欧洲并非完全针对美国的报复，全球范围关税壁垒，保护黄金储备。

债务违约触发资本外逃，欧洲各国陆续退出金本位，本币贬值成为各国政策的首要应对，率先放弃金本位的国家经济恢复更快。

英镑、美元、黄金等货币集团成立，通过集团内部的互惠机制重塑贸易格局。

产业趋势：再工业化是共同选择，区别在于政策路径。

美国扩大内需，以工代赈、刺激消费、补贴农业，传统与新兴制造业结合；德国、日本通过政府购买，重点发展以军工为主导的重工业；英国迎来日不落帝国终章，殖民地工业基础薄弱加速英国工业竞争力的衰退；法国财政政策以补贴维系落后产能而非推动创新，最终沦为工业化的旁观者；苏联通过农业“剪刀差”补贴重工业，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强国的颠覆性转型。

报告正文

一、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与大萧条：雪上加霜？

通识认知：《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了1930年全球贸易战，加剧大萧条，全球经济衰退&通货紧缩。1930年美国胡佛政府颁布《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在已有高关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关税范围，提高了关税水平。参考USITC口径，美国应征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从1929年40.1%提升至1932年59.1%，所有商品平均关税税率从13.5%升至19.6%。结构上农产品、酒、饮料等加征幅度更大，超过10pct，而政策初衷以外的工业品，诸如化学品、金属、陶器等也同样加征了关税。多数观点认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是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或者很大程度加剧了糟糕的经济状况。美国1930年关税法案出台后，全球贸易战爆发，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加拿大立即对美国农产品（小麦、乳制品）加征30%报复性关税，并大幅提高工业品关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也大幅提高关税水平。全球贸易缩水，全球出口金额在1929-1933年间下降55%，美国下降68%。各主要经济体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美国1929-1933年GDP复合增速-8.1%，CPI同比从0%降至-5.1%，其中1932年更是下探至低点-9.9%，整体失业率从3.2%升至24.9%。

疑点：美国作为债权国&顺差国为何加征关税？关税真的对经济造成了极大冲击吗？对于市场的通识认知，我们认为存在几点问题：美国在一战之后成为了全球最主要的生产国、债权国和贸易顺差国，本应享受贸易红利的美国为什么要“主动”加征关税？1930年的关税法案真的是加剧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吗？1929-1933年的经济衰退中，关税究竟产生了多大的拖累？要理清背后的事实，需要站在康波周期的视角下，审视货币、债务、贸易格局的变化，我们将带着以上问题，系统分析，一探究竟。

二、关税争端：新大陆的崛起，债务与货币交织下的贸易保护

咆哮的20年代：一战后美国崛起，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债权国、贸易顺差国，黄金储备加速流入美国。以英法为代表的协约国在一战期间向美国借款总额约100亿美元，用于支付战争费用和其他开支，美国一跃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债权国?。战后欧洲急需重建基础设施和恢复生产，但本土工业能力不足，持续依赖美国出口的机械、钢铁、化工产品等，美国贸易顺差扩张，全球的金融和贸易重心逐渐从一战前的英国转向美国。持续的债务清偿和贸易顺差使得黄金储备加速流入美国，1924年美国黄金储备全球占比超45%。

（一）1930年关税法案是1920s贸易保护的延续，美国对欧洲低价倾销&关税的反击

1、欧洲视角：低价倾销&贸易保护是为了债务清偿和弥补逆差的无奈之举。192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开始升温，由于一战后欧洲各国财政压力巨大，德国面临巨额赔款，英法等战胜国也需要支付对美国的巨额战争债务。为了偿还债务和恢复经济，欧洲率先采取低价倾销和贸易保护的手段，如德国钢铁企业以低于成本价向欧洲邻国出口，通过政府补贴和卡特尔垄断（如联合钢铁公司）维持市场份额；法国政府向纺织业提供出口退税，以低价抢占中东和拉美市场；英国在1921年推出《保护工业部门法案》，对化工、光学仪器、精密工具等部分商品加征关税。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1919-1920年欧洲对美出口分别增长136%、64%。来自欧洲的进口竞争压力和关税保护使美国感到了危机，美国1922年出台《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将应税商品平均关税从29.5%提高至38.1%，之后形成了小范围的对抗，法国提高了美国进口汽车关税，德国对美农产品实施限制。随着1927年国联世界经济会议关于降低关税和排除其他贸易壁垒的谈判失败，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直到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贸易战彻底放大。

2、美国视角：通过关税化解产能过剩危机和农业结构性矛盾。美国在一战期间工业和农业部门都做了大规模的扩产，但战后随着欧洲的复苏和重建，国际需求下降，美国在1920-1921年出现产能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以农产品为代表的价格大幅下跌，导致农民陷入债务危机。1922年美国试图通过提高关税来提高商品价格，并通过减少进口来促使消费者转向国内商品，以此消化过剩产能。短期来看，政策成效显著，尤其对于工业品，钢铁、化工品产能利用率回升，并且在1920年代美国整体处于“柯立芝繁荣”经济扩张的背景下，关税政策及其他经济体的反制并未体现出明显的负面影响，但结构上问题依然突出，农业仍处于长期痛苦的衰退中，工业品价格的提升也加重了农业部门的成本压力，这也为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埋下了伏笔。

3、政治视角：共和党执政，主张“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1929年胡佛上任后主张加关税以保护农民权益。美国共和党依赖北方工业集团及本土制造商构成的核心票仓，倾向保护本土工业免受国外产品竞争压力。民主党作为南方农业州及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政治代言人，通常主张削减关税，降低进口原材料成本并促进出口。由于1920年代关税政策并未解决农业衰退问题，1928年共和党候选人胡佛在竞选活动中提到“我们国家今天最紧迫的经济问题是农业。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才能直接为三分之一的人民带来繁荣和满足”。而在政策路径上，共和党以成本高昂为由拒绝实施农业补贴，同时为了保护工业集团利益不愿意通过降低工业品的保护性关税来降低农户成本。最终，提高农业关税成为了唯一的解决办法。

（二）新大陆vs日不落：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中心，美元挑战英镑霸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塑了全球经济权力格局，美国通过资本账户（债务链）和经常账户（贸易链）两条路径，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具体来看：

1、资本账户：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通过《道威斯计划》实现“债务嵌套”。德国需向英法赔款但德国支付能力有限→美国向德国贷款→德国偿还英法赔款&向美国购买黄金维持金本位下的汇率稳定→英法用德国赔款购买美国的出口&偿还对美债务。

2、经常账户：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实现从商品输出到黄金虹吸。欧洲需要从美国进口工业品实现国内基建的重建和经济修复→通过德国的赔款购买美国的商品&通过向美国支付黄金来弥补逆差→美元、黄金流向美国。

面对债务清偿和贸易逆差，法国以贬值汇率恢复金本位，换取出口优势。法国1926 年以低于战前的汇率恢复金本位，通过降低汇率来增加出口竞争力。法国在1920年代后期大量积累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占比在1930年接近20%，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存在。

英、德以战前汇率恢复金本位，高估本币价值，加重贸易逆差压力，不得不以高利率防止资本流出。相比法国通过贬值换取出口优势，英国1925年以战前汇率恢复金本位，未考虑英国经济实际缩水，按照凯恩斯测算，英镑价值被高估了约10-15%，导致出口竞争力削弱，加重了贸易逆差的压力，而为了防止黄金储备外流，英国不得不采取斑利率的政策应对，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通货紧缩，也为后续彻底退出金本位埋下了伏笔。德国在《道威斯计划》援助下1924年恢复金本位制，汇率与一战前一致，考虑到1923年德国经历恶性通胀，该汇率一定程度高估了马克价值，对出口形成压制。

一战后美国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出口规模超过英国成为全球贸易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欧洲的军需品、粮食和工业品出口激增，1913-1918年美国对欧洲出口规模从15亿美元快速扩张至38.6亿美元，对欧洲贸易顺差从5.9亿美元扩张至35亿美元。一战结束后，欧洲国家的重建需求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对欧洲的出口，1919年美国对欧洲贸易顺差扩大至44亿美元。之后随着欧洲国家重建基本完成，以及低价倾销和贸易保护等措施，美国对欧洲的贸易顺差有所收窄，但整个1920s基本都维持在10亿美元以上。从出口规模来看，一战前英国是全球最大出口国，1900-1913年年均出口规模18.8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比重维持在15%左右，同期美国年均出口17.6亿美元，占全球13%左右。一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1921-1929年美国年均出口规模46亿美元，占全球比重17%，同期英国出口均值34亿美元，占比12%。

黄金大幅流入美国，1924年美国黄金储备占比超45%，美元对英镑霸主地位发起挑战。在欧洲债务清偿和对美贸易逆差的过程中，黄金储备大幅流向美国，美国黄金储备占比从1913年26.6%大幅升至1924年45.7%，美元逐步挑战英镑霸主地位。一战前英镑作为全球货币霸主，其运行机制本质上是“双重挂钩的金本位制”，首先英镑与黄金通过固定汇率刚性绑定，其他国家或者通过金本位制挂钩黄金间接锚定英镑（如法国、德国），或者直接将货币汇率固定于英镑，并储备英镑替代黄金（如英联邦国家）。支撑这一运行机制的核心在于英镑在全球范围的高信用，并且英国通过贸易网络和金融工具实现了英镑在国际贸易结算以及债务结算中的高占比。而一战使英国负债累累，黄金储备流失，工业基础受损，英镑的稳定性受到质疑。此外，一战后以高估英镑的汇率恢复金本位制加剧了国内通缩和衰退，叠加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严重削弱了英镑的信用。Chitu & Eichengreen & J. Mehl（2012）测算，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外债份额（包括美债及其他国家发行的以美元结算的债务）在1920年代末超过了英镑。外汇储备方面，截至1929年，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已经达到56%，比英镑的41%高15pct。二战后美国完全确立了金融霸权，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质上仍然是金本位制度，但在结构上，美元的层级高于一战前的英镑。通过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形成双层嵌套式的货币体系，至此美元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黄金的货币属性。

（三）繁荣下的危机：金本位制的隐患

1920年代全球进入经济修复阶段，美国更是逐步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欧洲国家也在完成国内重建后陆续恢复了金本位制，全球贸易持续扩张。然而在繁荣之下，货币体系的风险逐渐显露，黄金分配的极端不均衡以及美国为冲销黄金流入采取的货币紧缩为金本位的崩溃埋下了隐患。

1、一战后黄金供给无法匹配全球经济和贸易的高增，且分配严重不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全球黄金产量年均增长约1.5-2%，而1920年代全球贸易量的年均增速达6-7%，贸易和信贷扩张需要更多货币支持，但金本位制下货币发行受限于黄金储备，导致货币供应量增速不足。此外，一战后黄金大幅流入美国，导致黄金分布的严重失衡，美国黄金储备占比超40%，而法国通过贬值恢复金本位换取出口优势，1930年黄金储备占比达到19%，仅次于美国。英国、德国等其他实行金本位制的主要经济体黄金储备持续流失，黄金储备的极端失衡导致金本位之下“物价-现金流动”（price-specie flow）的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难以维系，如英国面对持续的贸易逆差，因黄金储备不足面临挤兑风险，无法通过黄金流出触发物价下跌，从而换取出口的优势。

2、金本位制下美国为冲销黄金流入采取的货币紧缩政策传导至欧洲，打破了“物价-现金流动”调节机制，也加剧了欧洲通缩压力。美国囤积了大量的黄金储备，但并未通过扩大货币供应来承担国际流动性供给的责任，而是为了对冲黄金流入带来的潜在通胀压力，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回看1920年代，除了应对1920-1921以及1923-1924两次经济危机时，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都倾向于收紧，包括提高贴现率和公开市场卖出政府债券回收流动性。这一方面导致了金本位制“物价-现金流动”的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失效，即美国通过收紧货币打破了“物价上涨-出口减少-顺差收窄-国际收支恢复平衡”的路径。另一方面高利率政策传导至欧洲国家，为了防止资本外流引发黄金储备的进一步流失，英国等被迫提高利率水平，同时也加剧了国内的通缩压力。

三、1930年关税法案贡献税率抬升的1/3，对大萧条的拖累远不如国内通缩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本意为了保护农民权益，但效果不佳。反而引发全球贸易战导致出口萎缩，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大萧条，但过度放大关税在大萧条中的影响也并不合理，我们认为相比国内的通缩，关税对大萧条的影响有限。

（一）税率的抬升：关税法案贡献1/3，通缩贡献2/3

从量税税率受关税政策和商品价格两部分影响，通缩带来的价格下跌被动抬升了关税税率。1930年关税法案只是关税税率上升的部分原因，由于美国进口关税分两种：从价税和从量税，其中从价税按照商品价值的固定比例征收，只受关税法案制定的税率影响。而从量税按照每单位商品征收固定金额，税率=征收金额/单位商品价格，因此税率同时受法定税率和商品价格影响，例如进口衬衫平均价格20美元，每件进口关税5美元，税率为25%，如果衬衫价格降至10美元，从量税不变，则关税税率提升至了50%。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实施时，美国大部分应税商品征收从量税，占比2/3左右，这主要是为了应对1920s欧洲的低价倾销策略。1929-1932年美国应税商品平均关税从40.1%升至59.1%，根据（Irwin，2011）测算，实际上《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只贡献了1/3，而通货紧缩贡献了2/3。

（二）对经济的影响：出口的拖累远小于国内需求的萎缩

关税本意通过减少进口、扩大净出口拉动经济，但全球贸易保护导致出口降幅更大，净出口反而形成拖累，但影响远小于国内需求的萎缩。根据凯恩斯主义国民收入核算等式Y=C+I+G+(X-M)，关税通过减少进口M从而扩大净出口X-M，以此获得国民收入Y的增长，但由于其他国家的反制以及全球贸易战爆发，导致美国出口X下滑规模更大，最终导致净出口对经济形成拖累。虽然《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最终对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但过度放大关税对大萧条的影响也并不合理，根据（Irwin，2011）测算，《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根本不足以引发1930年后那样严重的经济收缩，法案使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提高了5%，而当时应税进口商品仅占GDP的1.4%。拆分美国经济衰退的拖累，净出口对经济的拖累远小于国内需求的萎缩。1929-1932年美国实际GDP增速平均-9.3%，净出口平均-0.2%，对GDP的拖累仅3%左右。相比之下国内需求的萎缩是最主要的影响，1930-1932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平均增速-4.5%，对GDP的拖累达46%，国内私人投资平均增速-4.9%，对GDP的拖累达56%。因此关税本身对大萧条的影响有限，更重要的是金本位制下，货币政策的约束不能在短期有力的刺激国内需求，加剧了国内通缩对经济的拖累。

（三）政策意图落空：保护农民效果有限、黄金流入未明显增加

后视镜的视角去看，1922和1930年两次关税政策对缓解美国农业的压力都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核心的原因在于结构性的错配：①美国是棉花、烟草、谷物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口国，这些商品依赖的是国际需求而非进口竞争，因此关税对这些品种并没有起到效果；②羊毛、食糖是进口竞争的主要品种，对这些品种来说关税确实起到了保护作用，但对这些品种的高关税也是一直以来都持续的；③部分不可替代或依赖进口的品种，如咖啡、热带水果等，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高关税转嫁这些商品的需求，如提高进口香蕉的关税，让消费者更多购买国内的苹果，但效果并不明显。

关税生效后黄金流入并未显著增加，美国未能通过囤积黄金储备扩张货币刺激经济。根据货币主义的观点，关税提高导致进口减少而出口没有立即变化，贸易顺差导致黄金流入和货币供应增加，从而给经济带来短期刺激。但根据（Irwin，2011）评估，关税法案实施后美国黄金流入量并没有大幅增加，1930年7月和8月，即关税生效后，实际美国向法国和加拿大流出了大量黄金（约4000万美元）。而在1930年余下的几个月，虽然黄金净流入美国，但相比关税法案实施前并没有超出正常范围，因此关税并没有起到囤积黄金储备进而扩张货币刺激经济的效果。

四、美国应对：退出金本位，转向凯恩斯主义，财政、货币的大幅双宽

美国大萧条中经济的衰退主要是金本位制下，货币政策的约束不能在短期有力的刺激国内需求，加剧了国内通缩的压力。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并推出“罗斯福新政”，放弃金本位制，大幅货币宽松刺激国内需求，同时贬值美元换取出口优势。财政方面转向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支出。

（一）退出金本位，本币贬值换取出口优势&货币宽松刺激国内经济

金本位制约货币政策，美国退出金本位后货币大幅宽松刺激经济，同时贬值美元换取出口优势。由于金本位制下，货币供应量与黄金储备挂钩，大萧条爆发后美国银行挤兑风险导致民众将美元资产换成黄金，联储系统内黄金储备流失。1931年英国退出金本位后，国际对美国也会退出的担忧使得外国央行和投资者将美元资产换成黄金，导致美国黄金储备进一步流出。为了抑制黄金流出，美联储甚至在1931年10月连续两次提高贴现率，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国内通缩和经济下行的压力。直到1933年3月，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并推出“罗斯福新政”，为了使货币政策更加灵活，罗斯福政府决定放弃金本位制，大量发行货币，1933年-1937年美国货币供应量增加42%，同时将贴现率从1931年的3.5%降至1934年的1.5%，鼓励银行放贷。此外，放弃金本位制使得美元大幅贬值，1934年1月《黄金储备法》将黄金价格从每盎司20.67美元提高到35美元，美元实际贬值约40%，增强了出口竞争力，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同比从1932年-22%升至1934年11%。

（二）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政府支出的扩张

打破预算平衡，转向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走出危机。基于市场存在“无形的手”能够自动干预经济的观念，以美国为首的不少西方国家在大萧条之初仍坚持财政预算平衡，并没有持续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是国内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以及全球贸易的萎缩，使得人们开始质疑古典主义的合理性，更多的国家开始转向凯恩斯主义，依靠政府“有形的手”干预经济，加大政府支出刺激内需，扩张赤字。美国在1930年还维持了3.4亿美元的财政盈余，1931年开始大幅扩张财政支出，在财政收入从39亿降至25亿的情况下，财政支出从35亿扩张至43亿，全年赤字17.5亿，并在此后持续扩张，1934年罗斯福推行以工代赈，投资基建，财政赤字规模扩张至41亿。美国政府债务/GNP从1929年的16%提升至1933年的40%，进一步上行至1939年的45%。货币和财政的双宽配合，成功帮助美国摆脱了资产负债表衰退，走出通缩困局，1933年11月美国在经历连续3年通缩后CPI同比首次转正，GDP同比从1932年-12.9%升至1934年10.8%。通过债务扩张刺激经济的政策思路也一直延续到了现代，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从2007年的57.3%持续升至2010年的86.8%。2020年为应对疫情冲击，美国政府杠杆率更是从2019年99.4%升至2020年120.9%。

五、他国应对：关税反制来自金本位制约，金本位崩溃后贸易格局重塑

全球贸易战的爆发不仅是各国对于美国关税政策的报复措施，也是金本位制约下保护黄金储备的必要之举。随着美国从欧洲断贷，欧洲债务违约，资本外逃加速黄金流失，欧洲国家陆续退出金本位，并与美国类似采取货币宽松+贬值+财政扩张的方式刺激经济。同时英镑、美元、黄金等货币集团成立，通过集团内部的贸易互惠机制重塑了贸易格局。

（一）他国的关税反制并非简单报复美国，金本位制约下保护黄金或为核心目的

美洲国家“前线防御”：经济依赖倒逼防御性反击。由于地理临近性导致美洲国家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很高，1929年美国占加拿大出口的43%，双方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古巴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向美国出口食糖，关税直接冲击产业链，迫使各国通过快速反制重建区域平衡。1930年关税法案推出后，美洲国家率先发起针对性反制，加拿大立即对美国农产品（小麦、乳制品）加征30%报复性关税，同时降低了从英国及其自治领进口的270种商品的关税，释放将贸易转移至英国的信号，并于1931年12月加入英联邦。古巴1931年宣布对美制成品征收100%附加税。阿根廷1933年通过《进口管制法》，对美汽车、机械征收歧视性关税。

欧洲的“体系竞争”：并非完全针对美国的报复，全球范围关税壁垒，保护黄金储备。相比美洲国家，欧洲对美国出口依赖度并不高，1929年欧洲大陆出口产品中只有6%是销往美国的。欧洲的关税政策更多是出于金本位制下保护黄金储备的意图，并非简单针对美国的报复，由于美国采取了更高的关税，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对美贸易逆差扩张，从而加速黄金流失，因此1931年开始欧洲各国在全球范围筑起贸易壁垒。典型如法国坚持金本位至1936年，为阻止黄金外流，1931年将关税提高至30%，并对进口商品实施严格配额；西班牙1930年7月宣布了维斯关税，大幅提高进口汽车的关税；英国1931年退出金本位后英镑大幅贬值，并实施《非常进口税法》，对于一些特定商品征收歧视性的高关税，加剧了仍在实行金本位的国家的资本外流压力，引发了更大范围的贸易保护，在英镑贬值一个月后，法国对英国商品征收15%附加税，1932年初奉行自由贸易的荷兰提高了25%的关税。

（二）债务违约下金本位的崩溃

大萧条爆发后，金本位脆弱的稳定性受到严重冲击，债务违约触发资本外逃，欧洲各国陆续退出金本位。1920年代黄金分配的极端不均衡以及美国为冲销黄金流入采取的货币紧缩为金本位的崩溃埋下了隐患。1931年随着大萧条加剧，美国银行因国内流动性危机从德国抽离短期贷款，失去资金支持的德国无力偿还英法赔款，尤其是在奥地利信贷银行倒闭后，引发了对中欧银行的连锁挤兑。最终在1931年7月德国宣布暂停所有赔款，也直接切断了英法偿债的资金来源，从而导致了1932年英法对美国的债务违约。恐慌情绪下资本加速出逃，导致德国、英国黄金储备快速流失，最终被迫退出金本位制。

金本位的固定汇率掣肘货币政策，放弃金本位使本币贬值成为各国政策的首要应对，率先放弃金本位的国家经济恢复更快。1931年9月，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英镑贬值30%，一些与英镑汇率挂钩较为紧密的国家，如丹麦、瑞典、挪威等国也随之放弃了金本位，将货币贬值。此举有效地扩大了货币供给，缓解了通缩压力，同时提升了出口竞争力，从而推动了放弃金本位国家的经济复苏。Eichengreen & Sachs（1985）的研究发现，相较于坚持金本位制的国家，那些较早放弃金本位并进行货币贬值的欧洲国家，能够更快地从大萧条中复苏。从各国GDP增速的变化也可以看到，1929-1935年欧洲国家汇率贬值幅度和经济复苏状况成正比。

（三）各货币集团陆续成立，通过集团内部的互惠机制重塑贸易格局

英镑集团：1931年英国退出金本位后，通过其庞大的殖民体系建立了“英镑区”，该集团以英镑为主要结算货币，成员国包括英国本土及其殖民地和自治领，如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这些国家在贸易中被鼓励或要求使用英镑进行结算，并将其外汇储备主要持有为英镑资产。英镑集团内部实行帝国特惠制，成员国之间实行关税优惠，对外征收高关税（如对非成员国工业品征税20-30%）。贸易格局主要是英国进口殖民地原材料，如澳洲羊毛、印度棉花等，并向其出口工业品，如机械、纺织品。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作为美国1930年之前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后希望把贸易从美国转向英国，并于1931年12月正式加入英联邦，1929-1933年加拿大从美国进口的份额从69%降至54%，从英国进口的份额从15%升至24%。

美元集团：1933年美国退出金本位制，之后逐步形成以美国本土、拉美国家（墨西哥、巴西）、菲律宾（美属殖民地）为成员的美元集团。美元集团的形成逻辑本质上是美国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协同输出：通过控制大宗商品定价权、绑定债务国美元偿付义务，迫使参与国形成“资源出口-美元回流-工业品进口”的闭环链条。

黄金集团：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波兰等国家坚守金本位制度，但为了维持货币与黄金的固定兑换，导致本币高估，出口萎缩，1931-1935年法国出口下降60%，工业竞争力丧失。并且由于缺乏统一关税政策，集团内部合作有限，最终法国于1936年退出金本位制，黄金集团解体。

马克经济区：1931年德国退出金本位，为缓解外汇短缺、确保原材料供应，开始与东南欧国家（如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构建以马克为核心的贸易网络。通过双边清算协定，贸易结算通过记账进行，避免使用黄金或硬通货，限制资本外流。例如，德国进口罗马尼亚石油时，以马克记账，罗马尼亚再用这些马克购买德国工业品。

六、产业趋势：再工业化，美国扩大内需，德、日发展军工重工业

1930年代大萧条和贸易战之后，内部自给自足需求提升，各主要经济体的产业发展策略都沿着再工业化的路径推进，结构上有所不同，主要由政策取向导致。美国财政支出围绕扩大内需展开，以工代赈、刺激消费、补贴农业，再工业化呈现出传统与新兴制造业结合的多元化；德国、日本通过政府购买，重点发展以军工为主导的重工业；英国迎来日不落帝国的终章，产业发展依赖英镑集团内部保护，而殖民地的工业基础薄弱加速了英国工业竞争力的衰退；法国陷入“金本位枷锁”与“产业卡特尔化”的双重困局，财政政策以补贴维系落后产能而非推动创新，最终沦为工业化的旁观者；苏联通过农业“剪刀差”补贴发展重工业，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强国的颠覆性转型。

美国：财政支出围绕扩大内需展开，以工代赈刺激居民消费，通过补贴扶持农业，再工业化呈现出传统与新兴制造业结合的多元化。美国在大萧条后的经济修复过程中，形成了以“政府主导、内需驱动、产业升级”为核心的产业重构特征，产业发展呈现出均衡和多元化。背后核心在于财政支出的导向：1、农业方面，通过1933年《农业调整法》向减耕减产的农民提供补贴，提升农产品价格，缓解了农民债务压力。此外，1936年通过《土壤保护与国内分配法》，规定农场主若将土地从过剩作物（如棉花、小麦）转种土壤保护作物（如豆类、牧草），可获得每亩3-10美元补贴。2、消费方面，通过工资增长和社会保障刺激居民部门消费潜力释放，1933年《全国工业复兴法》设定行业最低工资，1935年《社会保障法》建立养老金体系，释放居民储蓄率。此外通过以工代赈，加大基建投入，创造就业岗位，增加居民部门收入。3、工业方面，呈现出重工业与制造业、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趋势。一方面，联邦政府投资建设66号公路、胡佛大坝等基础设施，基建的需求拉动了钢铁、机械等传统重工业的崛起。另一方面，汽车是大萧条后美国恢复力度最强的产业，福特、通用通过流水线技术降低成本，汽车产量快速回升。新兴产业方面，电气化与家电崛起，通用电气（GE）推动家用电器（冰箱、收音机）普及，航空工业迎来高速发展，波音247（1933年）等客机技术进步，为二战军机制造奠定基础。

德、日：政府购买，重点发展以军工为主导的重工业，消费疲弱，资源紧缺暴露后转向对外侵略。1930年代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德国与日本类似，选择了一条以“政府主导的军事工业化”为核心的修复路径，这样的政策选择短期确实起到了拉动经济的效果，但结构性矛盾显著，军工扩张挤压民生需求，消费表现疲弱，极端的重工业发展加剧了资源困境，最终转为对外的侵略和掠夺。德国方面，1933年希特勒提出“四年计划”，目标实现经济自给自足，优先发展军工相关产业，并且解散工会，设立“德国劳工阵线”控制劳动力，强制企业服从军需生产，构建战略产业闭环：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垄断铁矿开发，IG法苯公司大规模生产合成燃料，克虏伯等军工巨头转型为军备引擎。1930年代后期德国工业快速崛起，军费开支占GDP比重提升，对应的是民生需求的挤兑，消费品生产疲弱，居民实际工资下滑。这种政府主导，通过军事重工业带来的需求创造加剧了资源困境，最终纳粹选择以军事扩张转嫁危机：吞并奥地利获取斯蒂利亚铁矿，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夺取斯柯达兵工厂。日本方面，通过军部与财阀的合流走上战争经济之路。1931年《重要产业统制法》将钢铁、造船等14个行业卡特尔化，三井、三菱在军部指导下加大对军工的产能投入。虽刺激了工业出口增长，1937-1941年日本粗钢产量从580万吨增至684万吨，但民生领域付出沉重代价，并且资源进口依赖导致贸易逆差扩大，为填补资源黑洞，日本加紧掠夺殖民地，最终为夺取印尼油田发动太平洋战争。

英国：日不落帝国的终章，产业发展依赖英镑集团内部保护，而殖民地的工业基础薄弱加速了英国工业竞争力的衰退。英国在成立英镑集团后主要通过集团内部殖民地的贸易互惠发展产业，《渥太华协定》通过降低英联邦内部关税维持殖民地市场，对外征收高关税隔绝全球竞争。但殖民地（如印度、马来亚、非洲）以种植园经济（橡胶、茶叶、棉花）和矿产开采（南非黄金、马来亚锡矿）为主，工业基础薄弱，导致英国工业技术迭代停滞，在竞争力上大大落后于美国、德国。工业方面，传统产业优势衰竭，纺织业仍依赖蒸汽动力设备，生产效率大幅低于美国，钢铁工业集中生产低端型材，特种钢产量远远落后德国。新兴制造业发展落后，1938年英国汽车产量仅44万辆（美国为250万辆），且由奥斯汀、莫里斯等30多个品牌割据市场，无法形成福特式的量产体系。电气化进程出现民用与军用的脱节，英国通用电气公司聚焦民用白炽灯，而美国西屋、德国西门子已转向雷达、无线电等军需技术。农业方面，帝国特惠制导致本土农业萎缩，《渥太华协定》要求加拿大以低价向英国供应小麦，澳大利亚羊肉免税输入，导致英国本土农业种植面积减少，农场主数量下降。整体来看，英国依赖殖民地红利路径，用帝国关税保护落后产能，最终导致在工业竞争和康波周期的角逐中败下阵来，1930年代的产业颓势，实为日不落帝国霸权落幕的序章。

法国：“金本位枷锁”与“产业卡特尔化”的双重困局，财政投向低效的传统产业，工业因技术停滞陷入颓势，农业以小农经济主导。法国坚持金本位至1936年，法郎高估导致出口疲软，工业品竞争力不足。为拉动经济采取的财政扩张主要投向了结构僵化的传统产业，导致资金效率不高。法国政府1935年通过《产业合理化法》，强制组建钢铁、纺织等行业的垄断联盟，并向钢铁、纺织等卡特尔注入资金。但因技术路径依赖，特种钢产量远低于同期德国水平。里昂丝绸业获补贴维持手工织机生产，但结构上倾向于高级定制服装等传统优势领域，最终导致产能落后，远低于意大利等其他纺织业强国。农业领域同样深陷低效泥潭，农产品收购导致小农拒绝机械化，最终农业呈现小农经济占主导，机械化率低的格局。财政政策以补贴维系落后产能而非推动创新，最终使法国工业产值大幅萎缩，彻底丧失与美德竞争的资格，沦为工业化的旁观者。

苏联：通过农业“剪刀差”补贴重工业发展，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强国的颠覆性转型。1930年代的苏联经济重构以“超工业化战略”为核心，1928年启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确立重工业绝对优先地位，将超过80%的工业投资投向钢铁、机械与能源领域——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以西方技术全盘复制建成，钢铁产量大幅增长。第聂伯水电站等工程推动发电量增长，支撑起乌拉尔机械厂等军工复合体的崛起。此外，1930年代西方产能过剩期间，苏联以低价购买过剩设备和技术，吸引失业工程师，典型如1931-1933年以低价购入美国多条汽车生产线（如福特鲁日工厂设备），美国工程师援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与工业高速发展相对的，是农业集体化成为了工业化的“抽血机”，计划经济体制下，2500万个体农户被强制并入集体农庄，通过“剪刀差”政策压榨农业剩余。至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工业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但代价是民生领域全面下滑，轻工业萎缩，食品消费量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