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 有在地方上工作的朋友想请我去当地讲如何做宣传的课，自觉不擅长，婉谢了。回顾自己十多年的记者生涯，写过一些批评报道，赋闲之后也写过一些让某些特定人群看完很不痛快的浅薄小文，这些文章虽然终究没有跳脱到更高的层次和境界，但实战十多年所掌握的实战技巧与在地方上工作的朋友所需要的宣传技巧还是有较大差别的。所以，不得不婉谢这类邀请。近些年，隔三岔五就会收到一些讲课的邀请，稍加判断，就能明白邀请者需要的信息与我能提供的信息不匹配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比如，有些地方想请我去讲舆情引导和处置，但稍微诚实一点的人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他们实际所需要掌握的所谓舆情处置技巧多半是正经媒体人不能讲的，而我虽然离开媒体多年，内心却还把自己当作一个正经媒体人自我要求。

在以前的文章里，我曾经很不客气地说过：舆情分析引导本来是个很正常的事情，但当下被一些人弄得肮脏不堪，所以一个人如今若还敢公开宣称自己是舆情引导处置专家，多半表明他已经与官场上的某些不良分子同流合污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

所以，谢谢大家的邀请，有些课我真的是讲不了。

自从2011年第一次受邀去复旦大学开讲，这十多年讲过的大学、媒体、政府机关等加起来有数十处，如今电脑里讲过的课件也有十几个版本，大半已经过时，如今还能勉强讲的只剩下那么三五个版本。

不是不能讲，也不是完全不愿意讲，是能讲的很有限。新闻采写的基本技巧还能讲，比如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完成一个调查报道，比如时政报道的价值思考与实操技巧；地方官员应具备的基本媒介素养，也勉强能讲。这两类题目是我辞职离开媒体后这五六年经常讲的，目前尚处于将被时代淘汰但还能勉强讲一讲的状态。再过几年，估计也要被彻底淘汰了。这十几年，我对于去大学给新闻学院的学生讲新闻业务课、去媒体给还在坚守的媒体从业者讲新闻实战技巧一直尚有热情。不管世人如何唱衰新闻业，我总觉媒体是会死的但新闻总有且常存，新闻的种子需要播撒。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总是会需要一批能采会写的真记者的。虽然当下没几个媒体还在认真研究写新闻，但谁心里不期待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呢？而且，我还一直认为写新闻是一门手艺，这门手艺学会了学好了不可能饿死。此外，写新闻不该是有某个证的特定群体才能做的事情，所有尊重事实、有基本信息采集技巧与能力的人都可以去写。任何行业，一旦成为少数人垄断的行业，就会变味变质。给地方官员们讲媒介素养，也基本是朋友偶有所托才去勉强讲一讲。正如以前反复强调的，虽然离开媒体多年，但仍恪守底线，不出卖自己昔日的职业，不教如何对付媒体、不教如何对付记者、不讲有损媒体行业基本职业伦理的东西。能讲的，其实都是常识。2024年夏天，应朋友之邀给长沙一小群科级年轻干部讲课，想来想去，把题目定在了《党政官员应具备的基本媒介素养》。

我说的媒介素养与他们想象也略有不同。比如，去年安徽全椒县水污染事件中三名基层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出的“我马上要退休了”、“喝茅台也会喝死人”等金句，引起广泛的关注，不少人从官员的媒介素养分析这些人的言论。但在我看来，全椒县这些基层官员欠缺的不是媒介素养，而是基本的职业素养。公职人员尤其是官员对自己管的事一问三不知，在自己业务范围内说外行话，暴露出来的问题不是话没说好，而是本职工作没做好，是渎职和不作为。给官员讲媒介素养课，是要让好好做事、做好了事的人不说错话引起舆论风波，而不是让不好好做事、做不好事、不做事的人说漂亮话忽悠媒体和民众。

真正对社会进步有意义的媒介素养课，必然是反复强调希望听课的官员们要先做好事情的，必然是希望听众们先要尽职尽责、奉公守法，而不是教两面人、伪君子们如何在公共平台发言时不露或少露马脚。

这样的课，如今还有几个人想听？所以，即便是朋友们好心想给我创造一些赚讲课费的机会，我也得掂量一下会不会浪费彼此的时间、会不会让某些无药可救的官场老人听完骂我“人到中年还幼稚得像个傻B”……

闲时喝点茶，高兴时喝点酒，偶尔翻翻书，多好。